论蜀汉经学之嬗变——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较

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蜀汉经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嬗变。从理论形态上看,由今文经为主转向以古文经为基础的兼容今古文;从学术传承上看,师承之外兼重家学;从著述讲授上看,在继承本土经学长于《韩诗》、《礼》学的基础上,较少以谶纬灾异解经。嬗变之后的蜀汉经学虽与魏吴尤其是曹魏相比仍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对此后的蜀地经学史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经典之学、诠释之学、信仰之学、经世之学的传统经学,长久以来形成了经学内容史学化、经学义理哲学化、经学品格崇古化的经学传统,具有沟通经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但是,经学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价值与学理的双重危机,必须用大经学的综合研究弥补学科分科研究之不足,才能化解经学的学理危机,缓解经学的价值焦虑。     

近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以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为例

<正>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与佛学的复兴存在密切的关联,类型各异的佛教学术运动背后都与经学之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此为近代学术思想史及佛学史研究者不可不注意的问题。从民国佛教经史学的研究来看,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可以看作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学术共同体。~①可以说,他们虽然都有条件地接受近代学术的法则,而最终还是要保持住经学的优越地位。一1.两院经学之异同。对于内院与武院的佛学研究来说,经典之学成为他们的核心,他们无论在研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木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炘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学术系统的宗旨,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齐《易》学刍议

在经学发展过程中,齐经学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主要表现为齐人对儒经的传授、齐经学成为汉代经学的主流等方面。而齐《易》学是齐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齐《易》学的渊源、齐《易》学的传承以及齐《易》学的主要特点与影响等方面试作探讨。     

教化与经世：九江学派的经学诠释——以简朝亮相关著述为中心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     

论经学的历史发展

本文依据经学内容和方法的倾向或特色的不同,将经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汉学、宋学和清学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各个阶段所包含的历史时期、基本的学术特色及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学派特色,展示了经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世致用等"义理"特征与"帝学"色彩,是帝学建构与理学发展的关键环节。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经学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与新范式的可能性北大核心

从“五四”至今,“经学的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研究者们对西方理论之冲击的回应。然而,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新时代的经学研究应追溯、立足并发展经学的源始定位,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种未来经学研究的可能范式,通过“自我阐释”使作为学术的经学、作为政治的经学、作为伦理的经学与作为历史的经学成为经学中有差异的统一。     

王充经学观论略

王充经学观论略庄大钧王充尊经书而不尽信其言;尚经学而主张超越之进行创造;对经学现状深为不满,其治经方法论独具特色;将经学看作一个开放、发展的系统,反对死守旧经,主张创造今经;要求经学由空疏繁琐、为学而学向实际应用转化,表现了经学各种势力在斗争中融合的...     

经学与经学思想建设刍议

<正>一、经学经学,包括信仰、功修和善行,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和宗教制度,核心是"认主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其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当时,通过筛选经典著作来学习宗教知识,也就是通常称的"十三本经"。这"十三本经"成了内地经学的固定课本,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奠定了教材基础。近代,穆斯林先贤不断发展经学,达到了"经汉双精、中西贯通"的水平。     

注经与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百年郑玄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1905至2010年间的郑玄易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既有对传统经学研究路数的坚守,又有引入西学思想与方法的新实践,而现代学术制度、思想与方法最终成为郑易研究的主导,呈现出新旧学术交替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缩影。西方学术的引入,客观上丰富了郑易研究的视角与途径,揭示、提升了郑易研究的多方面内容,其百年历程及特点也都显示出这一研究的新气象、新变化。然而,脱离传统经学理路的郑易研究,也存在着古今学术的"博通"与"精专"之争、古典与现代的学术理路的差异、经世面向的缺失等问题,无论是指导思想、学术方法与研究旨趣方面,还是在传统四部之学与现代学科理论实践的融合上均有值得反思之处,应予以深切关注和彻底省察。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