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简论韩愈、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本文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

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一般认为,这一运动是由韩愈发动和领导的,唐末皮日休说：“文公之文,潮杨墨子不毛之地,陕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皮子文获》卷第九）北宋苏武更称赞韩愈“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他们都把韩愈视作儒学复兴运动的旗手。历史上韩柳并称,柳宗元是否也是这场儒学复兴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手者？他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儒学发展的影响如何？本文对这些问题试加探讨。一、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历…     

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

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主张可概括为 :儒学主流说、儒家道统说、新内圣外王之道、良知自我坎陷说、儒学复兴论。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已经偏离或放弃了这些基本的理论和主张 ,走上了文化多元化之路。这无疑意味着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现在 ,这股文化思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晚明“经世致用”内涵的革新与突破--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经世致用作为儒学的精神特质,其内涵历有嬗变,至晚明时则因与西方科学的互动而有重大革新与突破。经世致用的革新缘于士人对儒学发展逻辑的深刻感知和主动展开。"经"的权威淡化为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创造了良好氛围;"世"的现实转向为士人引入科学开辟了通道;士人对"用"的追求不仅推动着"致"的体系中增添了科学演绎方法,而且对"不用为用"新内涵的接纳意味着求故的科学精神在儒学体系中逐渐融入。经世致用内涵在面向传统革新的同时,也因科学知识、方法、精神的融入实现了突破。经世致用内涵在晚明的变动意味着它非但没有阻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推动了科学在中国的扎根,是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典型例证,展现了儒学的勃勃生机。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从韩愈看唐代儒学复兴与华严之关系

韩愈是儒学复兴的先驱,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影响力。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1]陈寅恪《论韩愈》中这样评价:"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开捩点之人物也。"[2]虽然韩愈以攘排佛老而闻名,但韩愈与华严先祖澄观、宗密亦有密切往来。     

成德之教——牟宗三儒教思想论

对儒学蕴含的宗教精神进行诠释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应对时代要求以发展儒学的重要理论视阈。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深入开显儒学的宗教精神,正面阐扬为"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的成德之教,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更融会古今、中西,建构起作为哲学之极成与宗教之极成的圆善与圆教说。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熙载论韩愈简评

刘熙载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 ,他在《艺概》中 ,对韩愈进行了准确而有创意的评价。他溯源推流、多维论衡、承前新语 ,分析了韩愈对前代文化的继承接受 ,及韩愈文学成就的影响 ,阐释了韩愈诗文的风格和革新精神 ,扩展了韩愈的文本内涵 ,辨正了后人对韩愈的不当评说 ,从而表现了刘熙载守正通变的批评理念和严谨求是的学术品格     

理学本体—人性论的建立——韩愈人性思想研究

<正> 在我国历史上,人性思想乃是全幅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人性本善思想,不仅构成民本政治思想的逻辑前提,而且成为良好政治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优秀文学的精神资源。而人性本恶思想,则曾经构成法家政治思想的逻辑前提,并且成为法家政治的或隐或显的理论基础。因此,论究韩愈的人性思想,对于深入了解韩愈与唐代古文暨儒学复兴运动,实质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新儒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之理解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思想价值的理解问题,不仅是其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现代生活的需要问题,更是一个经典文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诠释与传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不同的解释视角、方法与情境往往使文本呈现不同的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多元化、差异化新视野与新方法上的儒学研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学文化精神与走向的新气象和新方向,也由此形成了关于儒学意义的新理解与新把握,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诉求和思维方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去看待、从最新的理论新思维中去理解和诠释儒学的多重价值和时代意义,应该成为儒学研究中的更高理论追求,也构成当代新儒学建设与发展的新方法论与新方向。     

试论韩愈的道统说及其孟学思想

孟子的学术地位在中唐出现转折。其间 ,孟子逐渐从诸子中凸显出来 ,直承孔圣 ,荀孟并称的说法渐被孔孟并称所取代。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即是中晚唐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核心人物———韩愈。韩愈的“道统说”以孟子为孔子之道的惟一嫡传 ,尊孟抑荀 ,确立了孟子在儒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他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深受孟子思想的濡染。韩愈是孟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对其孟学思想进行探讨 ,对于把握唐宋间孟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的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嵇文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下,对儒学传统做了大量阐释工作,弘扬儒学的正面价值,希望能使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在坚持党的政治与文化路线的基础上,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着力于阐释儒学传统中的"实践性"与"人民性",同时着眼于祛除长期附加在儒学之上的玄虚风气与士绅影响,使这种经过改造之后的新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接榫,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资源。嵇文甫的儒学论述,对于今天思考中国传统的价值极有理论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