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

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论语》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及其英译。通过比较理雅各、韦利、辜鸿铭、林茂荪和刘殿爵对"华夷之辨"思想的不同译法,笔者发现:民族身份对中国中心主义的不同翻译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差异,具体影响的方式又十分复杂,很难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概括。     

“虑以下人”与基督的谦卑——从理雅各对“虑以下人”的译解谈起

处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交叉点上的理雅各译解蕴藏“儒耶对话”的丰富资源和重要意义.理雅各以“humble”翻译《论语·颜渊篇》第二十五章“虑以下人”中的“下”时,便是有意识地将孔子此语对应于基督宗教思想中的“谦卑”,从而在《论语》和《圣经》两种经典之间开辟出了崭新的思想关联点.在此关联中,我们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虑以下人”与“达”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思基督永恒的“谦卑”和“虚己”特质.     

从理雅各的英译《易经》试谈《易经》的翻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的《中国经典》是19世纪欧洲汉学的巅峰之作,向来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鲜少受到质疑。本文以理氏1861年的《中庸》译本为例,揭示理氏译本所代表的传教士东方主义。分析显示,理氏翻译《中庸》,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理氏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坚持本质主义的解读立场,全面颠覆子思的形上学建构,为《中庸》制造出十分负面的形象。他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     

默顿的《庄子》

本文勾勒了默顿《庄子之道》的形成过程,并将它与其所依据的两种英文译本(理雅各和翟理斯的)做了对比。     

理雅各与儒家经典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著述、讲座和教学,基本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本文就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体例、翻译及出版过程以及从1876年起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之后所公开举行的讲座及教学内容诸方面,对理雅各长达30多年的汉学生涯,尤其是儒家经典翻译研究教学生涯进行了介绍说明,并对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体例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给予了肯定评价。     

通俗简练 瑕不掩瑜——评戴维·亨顿的《论语》和《孟子》英译

迄今为止,国内对儒经尤其是《论语》的英译讨论甚多,可是说到《孟子》尚无人问津。自理雅各以来,在西方出版的《孟子》英译本已近10部,其中戴维.亨顿的译本以通俗、流畅、简洁而独标一格。在国内学界致力于大规模地向外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今天,亨顿的儒经翻译策略和方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语》中的“孝”:亲情本位的伦理精神

《论语》中,作为古代儒家伦理情感基础的“孝”,包含“孝”的道德本原性、孝与“父之道”、孝与“礼”、孝与体察父母之心、孝与“养”、孝与“直”及亲亲相隐等方面的义理.批判扬弃《论语》中的“孝”思想,对推进当今养老、敬老道德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周易》的"象"世界和"理"世界--象数和义理关系刍议

由“理”和“象”所昭示的两种不同思维形式出发,形成了解读《周易》文本的两大阵营——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义理易学阵营中的王弼、程颐易学凸现了《周易》“理”世界的超越性,象数易学揭示了《周易》“象”世界对于彰明“理”世界的关键性。朱熹基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立场,既强调了“理”世界的超越性,又突出了“象”世界对于彰明《周易》“理”世界的关键性。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     

论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儒家还报原则的批评

在英译《中国经典》中,理雅各曾先后两次论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远不及基督教的标准的问题,其立论的重要依据,就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章对"以德报怨"的回避及对"以直报怨"的肯定。在此,我们以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于儒家的还报原则的批评为线索,辨析基督教与儒家在"以德报怨"和血属复仇等问题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双方对于仇怨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等问题,并尝试透过德国神学家蒂里希对于"公正"的不同层次的界定,厘清这两大传统在同样以"公平正直(justice)"为根基的前提下,二者的还报原则之所以产生分歧的原因。     

理雅各的道教研究及其转变

相对于其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和诠释,理雅各的道教研究则较少为人所重视.他在早期对于道教持强烈的贬斥态度,对于道家思想家如老子、庄子等也很少涉猎.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理雅各应马克斯·缪勒的邀请负责编撰翻译《东方圣书》之中国部份,从而开始对道教的系统研究.从理雅各在不同时期的言论和作品来看,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理雅各对道教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转变.而本文最后所讨论的手稿本,则展现了理雅各在看待道教思想时的模糊和矛盾之处.     

《论语》“萧墙之内”辨义

《论语·季氏将伐颛臾》章（下简称《颛臾》）的“萧墙之内”一语，古今疏解纷坛，总括而言，不外两派。郑玄（何晏《论语集解》引）、邢员（《论语注流》）和今人南怀道（《论语别裁》）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萧墙之内”指代季氏家臣。朱幕（《论语集注》）、刘宝捕（《论语正义》）和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指代鲁君。拙文试斟酌各家疏注，依据文理和史实，重行辨别此语的确切含义。一、据之际，“普墙之内”指何人？辨别某词确切含义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从文豚和语境进行考察，这也适用于“萧墙之内”。《频臾》由…     

对理雅各和卫礼贤之后《易经》英译本的描述性评析——以蒲乐道英译本为例

蒲乐道《易经》英译本是自理雅各和卫礼贤-贝恩斯以来《易经》英译本的代表作之一。蒲译本在《易经》英译史上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各种问题。例如,符用学层面,对原文的不当改动、断辞译文混乱等;符义学层面,英译与原文诠释框架不一、用后起概念解释先前词语、不合原文化事实、译文内部义理框架缺乏连贯等;符形学层面,对原文形式特征再现不够、译文平面化、冲淡化等。另外,该译本未能吸收《易经》研究的新成果,也存在相当数量的责任性误译。学界应加强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易经》英译本的翻译批评,将描述性和规定性模式结合起来,以较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     

《论语》辩证法与现代文明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人之一。孔子的学说和世界其他伟大人物的学说一样,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精华也有糟粕,对现代文明有用的部分我们要发扬光大,糟粕部分我们要予以批判。孔子的学说是以仁爱为核心,以学习为主线,以笃行为依据,以大同为目的展开的。本文拟从“学’牢入手阐述孔子的治学辩证法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曰、孔子在《论语》中关于学与知的重要论述正确解决了学与知的辩证关系。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第二部《论语》”——《法言》述评

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了《法言》的基本思想：（１）关于扬雄“广评诸子，归宗孔门”的思想宗旨及其对先秦诸子的评价；（２）关于扬雄“性善恶混，修身为本”的人性论及其伦理思想；（３）关于扬雄“礼法宜中，道有因革”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观；（４）关于扬雄“天道无为，生死自然”的自然观及其对神秘主义的批判；（５）关于扬雄“礼义立世、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本文认为，《法言》作为一部模仿《论语》而写成的著作，一方面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另方面，它与《论语》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又是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缘故值得深思玩味！     

《论语与算盘》——涩泽荣一的经济伦理观及启示

涩泽荣一（１８４０—１９３１）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不仅在实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论语与算盘》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观。１９２８年出版的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书,近年...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郭店楚简研究散论

郭店楚简研究主要涉及考据和义理两个方面,考据实乃义理解释之基础,因而考据学的方法尤为重要。提出两点供研究者参考：（一）注意证据所能证明的程度,而不要立论太果;（二）注意“求否定的例”。关于如何看待简本《老子》,《老子》与《太一生水》的关系,简本《五行》与《中庸》、《孟子》、帛书《五行》的关系,以及楚简中的“忠信”与“忠敬”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讨论的意见。     

不能忘却‘辞达’、‘远鄙倍’的民族重文传统

我中华民族历来贵文字,孔子有“辞达”(《论语·卫吴公》)即文字要达意的教海,曾子更有“出辞气”“远鄙倍”(《论语·泰伯》)即为文要避免鄙陋粗野和错误的具体要求。中间虽有标榜“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的理学家,斥“为文”是“玩物”、“害道”和“俳优”(《二程遗书》卷一八)。但是,到了清代,学人又已将这种观点斥为“陋懦不学”而重新主张“以文为贵”、“文欲其工”了;并论证之曰:“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