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易学思想

“理”是宋代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学之得名即因这个范畴而来。“理”也叫做“道”，故理学亦名为道学。此道即《周易》所说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才之道，此三才之道统称为性命之理。北宋五子作为理学的代表人物，同被列入道学传之中，皆以《易》为宗，致力于对此三才之道、性命之理的研究，因而就他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而言，也就具有理学的共同的特色。但是，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邵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张载、二程的易学属于义理派，由于象数与义理判为两途，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相互之间过从甚密，在易学思想上却是无法交流，不…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曹端易学视野下的理学建构

在明代理学史上,曹端因"倡明绝学"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对于理学问题,他能够从自身真实的生命与智慧出发,以易学为依据,提出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曹端的理学体系是在易学的视野下建构起来的。他从太极即理而为万有终极根基的总体天人观、"立基于敬"的心性工夫论与"参天地而赞化育"的人生价值理想三个方面,具体完成了其理学建构。     

"仁义之根"与"万善之原"——关于李二曲"性论"的几个问题

作为明清之际理学大家,李二曲融摄了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关于"性"之论述既有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义涵,又与阳明"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思想相契.其"性"之思想表述内容丰富,既有道德本体之义,又有宇宙论事实叙述.作为道德本体之"性",未发之时它无善无恶,湛然虚明;已发之时便产生情.为保证性情同一,李二...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罗钦顺的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

在明代理学中,罗钦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与理学、心学和气学都有较深的瓜葛,但又是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罗钦顺在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具体主张的分析,揭示出其对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对气学之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并以此对其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衡定。     

理学"理气"论与后期中医学

理学理气论对后期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理学的启导,后期中医学强调对医理的研究.但是由于中医学与理学属于不同的两门学科,二者在深层上对理气的理解是不同的.医学所探讨的理是医理、人体生命科学之理,而理学所探讨的理主要是道德之理、社会之理.由于理学的价值立场,在理气观上存在着褒理贬气的倾向;而中医学恰好相反,是重理宝气.在理气关系上,中医学继承了朱子的理气不分先后论,主理气合一之学.朱子的理本论在认识论上发展为中医学对理的重视.在学理上中医学重理宝气,理气并重,而理学的褒理贬气导出的伦理学上的理欲之辨对中医的养生、发病与治疗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养生与养德的必然联系.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高秀昌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在河南开封市召开,由河南省中原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联、河南省社科院等单位发起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港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一、宋代哲学的内容和特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宋代理学是义理之学或心性之学,它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的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的确立。崔大华认为,宋代理学将原始儒学所具有的“天命”、“礼”和“仁”的三个道德理论层面归纳为道德根源（“理”或“心”）和修养方法（“穷理”、“明心”）两个理论层面。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增加了,理性程度提高了。石训认为,宋学（即宋代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学经魏晋隋唐演进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理化形态,其基本特点是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的哲理性研究。台湾学者董金裕认为宋代理学思想虽杂揉道佛之说,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宗主,故又有新儒学之称。理学的规模基本上是按照新经学的体系而建立的,亦即依四书的义理系统而建立的。其特点是规模宏阔、义理精微、承     

理学太极动静之理与丹溪医学

丹溪医学是在继承《内经》,吸收了刘、李、张之学的基础上,融合了理学的太极之理和道德修养思想而形成的。丹溪所参之太极之理,即太极动静之理。太极动静之理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丹溪医学的宇宙论、疾病发生论和养德养生论中。     

刘沅对理学的批评

刘沅以清代学人的眼光,对理学之名、理学道统论、理学心性论、理学知行观及其流弊提出了批评,在对理学批评的过程中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同时刘沅也一定程度地受到理学的影响,并不完全反理学,而对理学价值观有所认同。     

薛瑄著作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及影响

明初理学大家薛瑄的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薛文清公文集》等数种,对薛瑄所有著作在亚洲的刊印和传播进行系统整理和全面考察,是研究儒学在东亚传播的重要环节。薛瑄著作的版本种类之丰、刊印次数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反映了薛瑄思想在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薛瑄其他著作相比,蕴含了其理学思想精华的《读书》二录更受到中韩儒学家青睐。这说明与理学理论相比,后代的东亚儒学家更加追求理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杨时易论抉要

作为二程高弟的杨时,是宋代理学与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比较重视易学,其易学有一定的特色与价值。在他看来,《周易》的一个根本要义是变易。变易是气之变易。气属形而下,气之变易是神之所为。神即形而上的、无对之理。在变易中,万物赋得其性,《易》书又与性命之理无二致,是故必须知性知天,然后可以言《易》。而他对性、天的体认是典型理学性的。于是性、天成为他所理解的《周易》之关键要义或根本精神。他对读书学《易》体会深刻,见识独到,很能震动人心。这些见解决定了其对汉易象数学与邵雍先天学的态度。     

论黄道周的宋明理学观

针对晚明理学发展的困境和危机,黄道周主张调停朱陆、会通朱王来弥合理学的内部冲突,以期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整合为统一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朱陆两家学旨本同,咸归于孔孟之道,尊德性与道问学虽有差异,但应兼重两者。他提出不同于朱子的圣学传递谱系,认为阳明之学也是承续孔孟圣贤学统的嫡亲之系。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     

宋代理学心性论及其特征

心性关系问题是宋代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理学之所以被称为心性之学,是因为心性论在宋代理学范畴和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充分体现了宋代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宋代理学心性论,集先秦儒家孔孟荀心性伦理与唐代佛教心性哲理于一体,并给予批判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发展,完成了世俗化的伦理与哲学的结合,     

《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出版

朱汉民著《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于2012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玄学与理学的精神境界、人格理想、身心之学、性理之学、经典诠释方法,以及对《论语》、《周易》的义理诠释等方面的分析比     

朱熹与新安理学

朱熹哲学完成了儒释道的统一 ,将仁学与易传的生生之理结合起来 ,实现了儒学的综合创新。作为新安理学的创始人 ,朱熹对新安理学的发展以及重视实用实践生存、提倡气节等特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学的伦理向度——从张载到王阳明

如何平治天下、安顿社会与如何成就自我,是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前者涉及世间秩序,后者关乎人格之境;作为价值的关切,二者都以"当然"为题中之义.从哲学的立场与形态看,理学本身又有注重气、理、心之分,张载、二程与朱熹、陆九渊与王阳明便体现了以上的哲学分野.在理学的系统中,气、理、心并不仅仅是本体论的概念,它们同时或在更实质的意义上涉及"当然";对气、理、心的不同侧重,往往体现了对"当然"的不同理解.与关注"当然"相联系,气、理、心的考察,又与心体与性体、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格物与诚意、本体与工夫的种种辨析彼此交错,理学由此展开了复杂的思想画卷.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本体与工夫——理学主旨新探

<正>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迭起,思想史研究向人们展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理论体系,总有其中心思想或中心议题。宋明理学的主旨是什么?历来有不同说法,或谓“义理”,或谓“本体”,或谓“心性”,或谓“性命与天道”。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根据的。理学与汉唐以来学术不同的是,它既不是章句之学,也不是词章之学,更不是时文科举之学,而是寻求义理之学。理学家讲学的目的在于穷理求道,因此称理学主旨为“义理”是不足为怪的。理学家大都讲本体,谈心性、论天道,而且这些范畴都是理学家非常重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都是理学根本的、首要的问题。但把这些归结为理学的中心议题,似乎还不太完满。我经过研究,觉得把理学的主旨概括为“本体与工夫”,也许会更符合实际些。如果这样确立理学主旨,既可体现理学的宇宙论、存在论、心性论、境界说,也可以包含理学的认识论、修养论,乃至审美和心理建设,使理学研究更贴近其本来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