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

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经学的发展演变相适应,中国有两千多年注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有许多关于诠释学的思想资料,并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若干诠释方法和理论。汉学和宋学即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大流派,它们分别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

当前学术界出现了经学研究的热潮,但经学的诸多重要问题还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本文就"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这一人们所熟知的经学定义提出质疑,认为作为经学原典的五经出现在儒家之前,先秦诸子百家皆宗奉五经,五经不是儒学的专利;而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设立五经博士之后的儒学存在经子之分,"儒家经学"的习惯用语存在混淆经子之分之嫌。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经学不厌精》:中西方经学研究的融汇和交流

花之安是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在华居住30余载,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著书立说。《经学不厌精》是他融合中西方经典研究方法,将中国经学史的学术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将儒家文化置于中西双重文化的背景之下、置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比较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全面审视和评述。花之安《十三经考证》对诸经源流的考证,很有可能是较为全面、系统、严谨地研究中国经学史的最早版本。《十三经考理》则是将儒学和基督教两种经学义理进行的比较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家经典学术研究范式、文献解释空间。这部著作可以称为中西方传统经学学术研究史和中西方思想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本辑的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山大学哲学系,2001年12月15-16日）（1）的论文。以“什么是经典?”为题,其实不是拘泥于关于经典的定义,而是想引发出对与之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的广泛讨论。选在这里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文化中“经典”意义的探讨。黄俊杰教授的论文《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以中日儒者释经的观点为据,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重要内涵。这一思路着重的是经典本身所隐涵的内在价值。王中江教授的《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上。论文分若干层面描述了儒家“六经”形成经典的历史轨迹,强调了教化之典与政治之典同制度结构的关联。陈立胜教授的《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则通过对《大学》公案的研究,从“论说方式”入手揭示儒门之争背后的思想预设,从而展开对经与传、经与经、经与道以及经与解之间多重意义关系的结构分析。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儒家经典当作中国经典的标准形态来研究,反映了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过,这一专辑的选目并非暗示现代的经典解释学（姑且用这一说法）完全等同于传统经学     

传统经学思维方式新诠

本文旨在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传统经学思维方式予以重新审视和诠释。依作者之见,传统经学思维方式乃是围绕着圣人孔子与儒家经典发展演生出来的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习惯或认知价值取向,它本质上是一种评价先行的思维方式,发挥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塑造了一种接受型的典型文化心理和社会性格。     

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

经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而理学思潮占据了其中的主要成分,代表了宋学发展的趋势。与经学史上的汉学和清学(清代新汉学)相比,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具有独特的哲学意蕴及自身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汉、宋、清学经典诠释之特点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西汉。虽然西汉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但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哲学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汉学经典诠释的特点以及宋学受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所形成的学术特征有关。清学对经典的诠释则主要受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亦思辨意…     

注经与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     

儒家经学流派评述

<正>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经学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央王室“法定”的儒家经典的阐发和议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历代经学家对于儒家经典发表许多不同的见解,因而形成为不同的流派。透过这些学派的对立和争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在借经学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反映出封建文化的千姿百态。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浅谈经学传统的思维特点与求实精神

经学,是自汉代至清末中国学术的主要形式。所谓经学,从形式上说,是指给经典作注解和通过注经发挥自己思想的学问;从内容上说,这经典又专指儒家经典,如《诗》、《书》、《易》、《礼》、《春秋》等。今天,传统的经学,作为学术形式,无疑早已过时,大约已没有人还在做这种学问。但是,积两千年形成的经学传统,恐怕不能说已完全没有影响,没有价值了。其实,每一个对传统的经学有所了解的人,只要略为留意就能察觉到经学传统在现实中的存在,其影响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对经学传统进行一番研究和清理,从而使…     

儒家制度化的形成和基本结构——对于儒家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

191 2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中 ,儒家显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思想流派 ,它更多地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现实的生存状况。我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种制度化的存在。一方面是儒家本身的制度化 ,这种制度化是通过科举、经学化而确立的儒家著作的经典化和儒家传播、儒家与权力之间的联系而确立的 ;另一层面则是体现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观念、宗族制度、政治社会结构的现实的制度存在。这两个层面通过权力、真理和制度之间的互相配合而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一、从权力和真理的互动看儒家…     

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

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反思过程中,儒家学说的局限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史概括为经学史的观点早已过时,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也正被“儒道互补”和“多元互补”的观点所补充或取代。继之,一些学者又提出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居于“主干地位”的观点(参见周玉燕、吴德勤:《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经典之学、诠释之学、信仰之学、经世之学的传统经学,长久以来形成了经学内容史学化、经学义理哲学化、经学品格崇古化的经学传统,具有沟通经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但是,经学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价值与学理的双重危机,必须用大经学的综合研究弥补学科分科研究之不足,才能化解经学的学理危机,缓解经学的价值焦虑。     

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

在此,我无意对经典作出严格的界定。就其一般性来说,它是能够引起持续震撼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东西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经典普遍存在于人类几种伟大的文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贵优“珍品”,而且是不朽的。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这里,我关心的是与下列讨论有关的一种类型的经典。这种类型的经典,大概相当于Bible或 Holy Bible而不是 Classics,在传统社会中保证着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获得了正统性的地位,因此可以称之为“神圣型经典”或“宗教型经典”。用来说明经典的条件而被我们作为个案的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经典。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中较早形成经典传统并由“经典”引导的文明和文化。儒家经典及其围绕它们而形成的经学,最为体系化、规模化和符号化,谁要是说中国最具有“经典传统”和经典解释传统,我不会表示任何异议。我所说的早期儒家经典,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它们一般被称之为“六经”。本文从儒家这六部书籍的经典化过程这一特殊的视角,试图对经典的条件这一一般性的问题提供某种一般性的理解。     

“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思想的逻辑演进

魏晋玄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它出现在魏晋时代到底有何思想价值?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什么在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之后要出现和能出现这样一种以究玄为主要方式的思想文化?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尽管离不开对魏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状况的分析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魏晋玄学之历史发展的分梳、阐述,但主要的方面不应是对魏晋玄学作史的考察,而应是对其作哲学的考察,即首先要确定玄学思想的哲学主题。     

《宋代经学哲学研究》(3卷本),向世陵主编,共104万字,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正>《宋代经学哲学研究》(3卷本)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纳人《长江学术文献大系》统一规划出版。有别于一般的理学或哲学研究,该书突出的是儒家经学自身的变革和经学内在的哲学思维的生长。三卷书互为首尾,共同构成为宋代经学哲学研究的整体性成果。《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基本理论卷》(上):本卷属于典型的哲学研究,作为宋代经学哲学研究的理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