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程曈关于“朱、陆异同”的对立及其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 ,在“朱、陆异同”的争辩中 ,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和会朱、陆”的“定论” ;陈建的《学艹部 通辨》则是朱、陆学术相异的“定论”。其实 ,在王阳明和陈建之前 ,徽州的新安理学家程敏政、程业已形成上述两种观点 ,并且直接影响王阳明和陈建等人。即是说“朱、陆异同”的两种“定论”是程敏政、程所作。     

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关系新探

正德九年朱陆之辩是发生于明代正德九年至十一年的一场学术争论,这场争论发生于崇陆的阳明一派与尊朱的魏校一派之间,是明代中后期朱陆之争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表现。《朱子晚年定论》是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争论内容的深化,相应地,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也为《朱子晚年定论》之作提供了理论与舆论准备。正德九年朱陆之辩构成了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成书背景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写作时间的重合;一为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朱子晚年定论》在主旨、内容上的一致。     

更正

本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５８页“作者单位”应为“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２８页第１１行“市场规划”应为“市场规则一;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目录及封面要目中“‘哲学’须得把握‘自己””应为“‘哲学’须得把握住‘自己’”;同期目录上,“马克思主义与１８世纪启蒙哲学”一文作者“陈悦”应为“陈锐”。１９９９年第７期“程敏政的朱、陆‘早同晚异’论及其历史意义”一文标题,因作者失误,应改为“程敏政的朱、陆‘早异晚同’论及其历史意义”。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更正     

程敏政的朱、陆“早同晚异”论及其历史意义

在宋明理学史上，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出了名的，且影响深远。然而，阳明此书中调合朱陆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自有所本。据笔者所见，略早于阳明的程敏政即为其先驱者之一。程敏政（１４４６—１４９９）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明代著名的朱学学者。他自诩为程子后裔，又每以生在朱子之乡为荣，衷心尊崇朱熹，故其一生极意于朱学，自谓：“仆性迂辟，而独喜诵朱子之书，至行坐与俱，寝食几废，窃幸稍窥一二，以自得师云尔。”（《篁墩文集》卷五十五《答汪佥宪书》）在朱学极盛时代，他颇感觉到了时弊，深忧“近世学者类未探朱…     

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赵汸

赵汸是元末明初理学界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针对元儒学术之弊，提出了求“实理”的治经主张，深刻影响了当时乃至清初新安学术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和会朱陆”，其中所提出的朱、陆“始异而终同”等一系列的观点，成为元末明初“和会朱陆”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汸在学术上的另一项主要成就是系统地提出了《春秋》学说，其中包括求索《春秋》笔削之旨的“属辞比事法”、“先考鲁史遗法，再求圣人之法”的治学途径以及关于《春秋》中具体问题的看法等。赵氏的《春秋》学说，是我们今天研究《春秋》学史不可忽略的一派观点。     

从“精神”梳释考朱陆之辨——以陈建《学蔀通辨》为例展开

陈建《学蔀通辨》设专编批驳陆九渊及其后学以至王阳明之学为一部部禅学,认为"作弄精神"、"识心见性"是诸学为禅学抑或近禅之共性。在陈建问题视域之意义上,陆、王隐然成为一共"禅"性之"心学"学派。"精神"一词的意蕴成为陈建批驳陆、王诸学之一大关节,然事实上亦成为衡定陈建立论得失的一重要关节。仅就"精神"意蕴之于陈建、朱子,较之陆学以至王学则皆似同而异趣,甚而涉及儒释道之异旨。     

朱子、张栻“仁说”辨析

朱子与张栻仁说异同乃一聚讼纷纭之论题,在吸收时贤高论基础上,我们就此论题提出以下意见:其一,朱子、南轩各自作有《仁说》,彼此内容有同有异,易于混淆。其二,张栻始终坚持五峰的心之道说,朱子在己丑年间亦采用该说,壬辰前后采用性之德说,癸巳后完全确定为心之德说,此为朱子心性思想演变的必然反映。其三,朱子仁说包含《仁说》与《克斋记》,《克斋记》时间晚于《仁说》、内容优于《仁说》;天地生物之心与天地以生物为心不能作为判定朱、张仁说、朱子《仁说》与《克斋记》异同高下的根据,无论来源、内容还是使用,此二说皆无高低进退之分,差别仅在于表述之强调与平易、运用之特殊与普遍。其四,仁之名义与工夫是朱、张仁说的关切点,双方对此各有侧重而相互取益,张栻在名义剖析上受朱子影响,朱子则在为仁工夫上受张栻影响?手臁⒄拧叭仕怠辈⑽蕖笆じ骸敝郑驮谇写?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贡献。     

从《大学古本说》看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

清初庙堂理学的典范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又至关重要的学术议题。以李光地逝前二年(75岁)所倾心撰写的《大学古本说》为考察对象，可为这一问题的判释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大学》版本上，他尊奉古本而反对朱子改本；在“格物”诠解上，他驳斥朱子格物补传，收缩格物指向；在“诚意”释义上，他以“意”为“心之主”来反驳朱子的“意”为“心之所发”,并以“诚意”取代“格物”作为《大学》一篇之要；在学术特质上，其《大学》诠释表征出“融通汉宋”和“兼采朱、王”的面向，融入和强化是时学术思潮。由此可见，李光地对朱子学的态度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羽翼不二，更非是游移不定，而是秉持“发明道理，不为人也”的释经原则，对朱子学当批则批、当补则补，显豁出其尊朱而不述朱的学术态度。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陆世仪“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朱子的格物穷理说自经明代阳明心学批评后,其理论基础及实践方法受到了极大挑战。陆世仪处朱子学式微之际,学宗朱子,如何面对异说之兴,阐释朱子格物穷理说之方法与目的,成为一重要时代课题。陆世仪揭示"物格则无物",抉发朱子之"格物所以明此心"的究竟目的,以回应王阳明对朱子格物说为"务外遗内"之批评,又阐述天人物我原是一理之理论结构,主张"由分殊到理一",以巩固朱子"理"概念的最高规范性,同时批判阳明"心即理"说的主观臆度以及以"致良知"取代穷理思想的偏颇性。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实践心得。其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阳明心学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对了解该时代的思想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也论朱子对《周易参同契》的整理

本文系对"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的回应。该说法认为,朱子以宋代之后才出现的"先天方位"思想作为诠释《参同契》思想的基本方向,为弥合其注释与正文之间的矛盾,朱子有选择地删改了《参同契》的文本。本文对该说的几个主要论据做出回应:针对在朱子之前《参同契》文本不稳定的观点,本文指出,《参同契》文本在唐代已经基本稳定,而唐宋之际阐发《参同契》的文献大量出现,导致了《参同契》与之相混同的现象;针对朱子首次把《参同契》所本无的"先天方位"思想强加到对《参同契》的解释中的说法,本文指出,在朱子之前已有先例以"乾坤坎离"释《参同契》的"牝牡四卦"的说法,而《参同契》本身也是陈抟、邵雍"先天方位"说的思想来源之一;最后,本文还就"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的具体条目做出了分析,指出其判断多有失误。     

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的阐释与发展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在其心学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这引起了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王明阳的《大学》观为基础,依托相关文献,首先阐明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内在嬗变的理解、检讨与反思;其次探究冈田武彦基于王阳明《大学》观所做出的思想开拓。冈田认为学问头脑的转变促成了王明阳《大学》观的思想变迁,但这与《大学》本旨是否相合却值得商榷。王阳明《大学》思想与冈田武彦晚年的身学说、"共生"理念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致知"说对冈田"致身"说的提出具有启迪意义,而"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共生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     

论黄道周的宋明理学观

针对晚明理学发展的困境和危机,黄道周主张调停朱陆、会通朱王来弥合理学的内部冲突,以期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整合为统一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朱陆两家学旨本同,咸归于孔孟之道,尊德性与道问学虽有差异,但应兼重两者。他提出不同于朱子的圣学传递谱系,认为阳明之学也是承续孔孟圣贤学统的嫡亲之系。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     

“传己之心”与“向上一路”——心传与道统的话语竞争作为鹅湖之会的“后传”

本文从宋代儒佛互动的大背景上看朱陆之争。朱子对陆象山的批评往往牵涉到大慧宗杲与张九成。朱子将他对后者的印象投射到陆象山身上，才产生了他对陆象山的某些评价。朱子批评陆象山向孝宗进言时“向上一路未曾转拨”,“向上一路”是禅语，与“传心”相关，呼应的是二陆的鹅湖传心诗。朱子此语是批评陆象山没有转变王苹、张九成等人“借禅说儒”向皇帝进言的方式。如果士大夫放弃严谨的知识本位与经学权威而效法禅宗，恐将邯郸学步而进退失据。朱陆之争不只是伦理学、工夫论之争，也涉及士大夫在政治、宗教与知识三种权威的互动关系中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     

读《戴震哲学新探》

对大师的思想,人们关注的是他们晚年的东西,而对其早、中期的思想则有所忽视.这样是无法把握大师们的思想发展历程的.目前学术界对戴震的研究,集中于他的晚年思想,而对戴震的早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则重视不够.有鉴于此,周兆茂教授对戴震的早期与中期哲学思想作详细的考察.这是周兆茂教授《戴震哲学新探》的特点之一.《新探》将戴震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明白地指出:早期的戴震(32岁前),接受新安理学的影响,而视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这时的戴震,推崇程朱理学,提出“盈天地间,道(理)其体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中年的戴震(32岁到44岁),过着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涯与勉以温饱的教书生活,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令他对程朱理学的信仰日益动摇.一方面仍具程朱的     

明代王学与道教

王学作为明代思想的主流 ,好之者不绝 ,而攻之者亦众。批评者经常讥讽王学为禅学 ,这可以说明王学与佛教的关系比较密切。虽然没有人批评王学为道教 ,但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时代洪流中 ,王学与道教还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来作一探讨。一王学的开山祖师王阳明本人与道教的关系就十分密切。王阳明曾自称与道教打了三十年的交道 ,《王阳明年谱》中不乏他寻访道士问道的记载 ,他与道教的交往记录明显地要比佛教多得多。王阳明从小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年谱》记载 ,王阳明十二岁时 ,“与同学生走长安街 ,遇一相士。异之曰…     

自律还是他律——反思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定位

在心学史上,陆象山、王阳明、黄宗羲等人都曾对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其有“义外”之嫌.牟宗三延续了这一看法,他从康德哲学的视角,指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将道德法则置于主体之外,从而是一种他律道德.陆王心学家特别是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存在误解.实际上,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就是克服气禀、物欲的影响,从而使主体充分认识自身性理并使其现实呈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格物致知的道德形态也是一种自律道德而非他律道德.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