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写作意图之阐释

司马迁作《老子韩非列传》,不仅历史性地呈现了韩非子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逻辑关联,而且昭示了韩非子背离老子思想的深邃意蕴。韩非子借助老子"道"的悖论思想,批判并否定了儒家"仁义"之"礼",代之以"法"而"治天下"。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儒家之"礼"还是法家之"法",均为背离"生生"之"道"的"无道"之"术"。史家作此传的深意,在于反思西汉武帝朝弃"黄老"而尊"儒术"之立法思想转变的真相与实质。     

欲通大道 绝智弃巧

正今日之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商品层出不穷,崇智尚巧之风可谓大盛。然而两千多年以前的先哲老子却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不是在唱反调吗?老子的言论是不是过时了呢?在我看来,老子的言论非但没有过时,恰恰相反,在这个科学技术如此发达而人心又如此浮躁的当下,老子这些言论无异于一泓清冽之泉,有给狂热于智、巧者送去清     

“礼”之忧思:《老子》第38章礼制思想解读

春秋战国之际,"礼之辨"由"仪"向"义"的转变,是老子忧虑与反思礼制思想的时代视域。《老子》第38章忧患于忠信衰薄、"非礼"频现,而虚矫繁琐之礼仪遮蔽礼义、窒息生命之现状,透显出重塑礼之本义、归礼于道、重建形上本原与人格品性合一的礼制思想。沿着这条超越与内在统一的思想路径,基于内外一致、本末通达的根本要求,不仅有益于拨正老子绝弃礼法、否定礼制之固有偏见,而且对于扭转当下忠信缺失、心性扭曲、情感缺位等道德失范现状,戒除"屑屑焉习仪"的形式主义时弊,纯化社会风习,优化社会生态环境,都有积极、本原性的价值和作用。     

论老子“自然”思想的逻辑展开

采用哲学语义分析法,是厘清老子"自然"思想丰富义蕴的思路与方法。但此前学者们对老子"自然"的意义层级与类型的区分,存在着过于简化、概括不全的问题。本文将阐明,老子的"自然"存在着"四种主体,五个层级":"道法自然",是自因的"道"之自然;"辅万物之自然",是自在的"万物"之自然;"希言自然",是无为的"圣人"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是自为的"百姓"之自然;而"莫之命而常自然",则是道之玄德"恒使万物自己而然"的"自然"。     

试论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

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最大特点是坚持儒学本位、以仁义释道。其迥异诸家之处是主张"道亦可言道",认为老子所说的道不是常人所说的道。其反映北宋《老子》注家共识的地方是主张有无并重,认为自然之道并不排斥礼乐刑政。其注解的最大缺陷,是丝毫没有涉及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心性问题。这可能与司马光不擅理论思辨有关。     

“帝王之道,止于无伤”——论王船山《庄子解》的政治思想

王船山晚年在《庄子解》中基于"浑天"的终极视域,提出了"物之自治者,天之道也"的重要论断,其含义是:民众依其天赋自然、差异不齐的本性本能即可自得自正,进而自发形成自安自善的生活秩序。以此为据,船山认为如果统治者罔顾民众天然各异的本心本愿,妄图以统一的名法强拢天下纷纭之物事于一律,或试图凭借一己有限的所知所能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绝对管控,结果必将是贼民害物而成乱。以"帝王之道,止于无伤"为底线原则,船山进一步反思了专制政治中儒家仁义之道的异化现象和吊诡效应,指出唯有因任民众自在自足之"常然"和社会生活固有的"自然之序",仁义之道在政治实践中才具有正当性。     

早期道家“统治术”的转变(下)

早期道家统治术有一个从老子"道政"到黄老学"法治"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子的"道生之"转变为"道生法";老子的以无为和柔弱为主要特性的"道政"转变为通过客观化的非人格的制度来治理;老子的"反智用道"被改造为"弃智用法";老子以道的无名为中心的"无名主义"转变为"循名"和"正名";老子的赤子之心被一种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然人情所取代;老子的"小国寡民"设想则被转变为一个对强大国家的设计。     

大仁不“仁”——《老子》对人为之“仁”的反思

经道家后学的更革,《老子》第十九章的文本呈现出弃绝仁义的极端倾向。通过比照郭店楚简原文,不难发现,《老子》对仁的思考远高于机械地排斥与抨击。立足于自然与人为的区分,《老子》以更深远的自然之仁来反观人为之仁的局限性,即自恃己智,怀德忘本之患。这并非是对原儒处"仁"概念的消解,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与补充。深入探究《老子》之仁,是重新定位儒道关系的枢纽。     

论《老子》语境中的“仁”

在《老子》文本中有两种仁,一种是以否定性语汇而出现的,如"不仁"、"绝仁"等;另一种则是以肯定性语汇而出现的,如"善仁"、"上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爱民"、"慈"等概念。前者旨在批判与无为之道相悖的儒家之仁,后者才是老子对其仁爱观的正面阐述。老子关于"仁"的思想与其所主张的无为之道相统一的,且根植于他对原始氏族社会的设想,是一种自然的、朴素的、没有尊卑等级之别的仁爱观;同时,老子的仁爱观也是其无为之道在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具体呈现,具有无私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等超功利性特征。老子的仁爱观对我们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构建和谐、民主、博爱的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早期道家“统治术”的转变(上)

早期道家统治术有一个从老子"道政"到黄老学"法治"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子的"道生之"在黄老学那里产生了"道生法"的变化;老子的以"无为"和"柔弱"为主要特性的"道政"到了黄老学那里转变为通过客观化的非人格的制度来治理;老子的"反智用道"被黄老学改造为"弃智用法";老子以道的无名为中心的"无名主义"在黄老学转变为"循名"和"正名";老子的赤子之心在黄老学那里被一种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然人情所取代;老子的"小国寡民"设想到了黄老学那里转变为一个对强大国家的设计。     

老子自然无为之道的伦理意蕴

在老子思想研究中,有论者以"大道废有仁义"和"绝仁弃义"为依据认为老子在伦理思想上是道德虚无主义,其实,老子强调尊道贵德,但他思想中的"道"与"德"不是传统伦理思想中普遍意义的"道德"的简单拆分抑或西方哲学话语中的"道德"。老子所推崇的是以"道"为价值引领,以"德"合"道","道、德合一"利于万物,"道—德—万物"一体的价值观。他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建构了"形上之道"的道德本体世界,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根源创立了以"自然无为"为伦理选择路径的思想体系。     

孟子义利学说辨正

孟子其实有两种"义利关系"学说:"以义制利"说和"唯义无利"说,分别对应于论说的语境和游说的语境。在论说的语境中,孟子认为"利"之所得正当与否,要看其是否合于"道",只要合于"道",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此外,孟子还表达了对"社会交换"、"士"的社会功能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分配原则的深刻见解。在游说的语境中,孟子要说服诸侯们接受自己的学说主张,就只能采取这样的手段:教唆诸侯们借"仁义"之名而谋其"大欲",反过来希望借诸侯谋其"大欲"而推行"仁义"。     

从自然到本末:《老子道德经注》中的德性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老子道德经注》所谓的"自然"包括两种含义:广义上的"自然"是指人类本性当中所固有的天地之性、"知"和好恶取舍之情等多种能力;狭义上的"自然"用来称谓实现"无"或整体性存在的能力。通过自愿地运用"无"或"以无为用",人类不仅可以成就"上德"和德性,而且也能消除"下德"和仁、义、礼的弊端。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提出,只有以"上德"与德性为"本",人类才能有效地驾驭"下德"与道德规范所代表的"末"。     

儒门内的王弼——对王弼哲学派别归属的一个阐明

王弼哲学,学界一般将其归为"玄学"或"新道家",亦即道家哲学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展开。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王弼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接续先秦汉代儒家的"本原追问",以及如何扬弃逐渐固化、异化的"名教制度";王弼哲学的核心主张是"崇本举末",无论是深具道德性的"自然"之"本",还是内发不可为的"仁义"之"末",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向孟子传统回归的趋势。由此,尽管王弼哲学借鉴了老子哲学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法,但就内核来看,其仍属儒家,是儒家哲学的自我批判、内部调适和更新发展。     

老子“玄同”思想义解 社会公共体与生命共同体的建构

<正>社会共同体的建构《老子》一书五千言,看似往而不返,实则有着明确的逻辑理路。开宗明义所言之"道"非"常道",其所言之"名"亦非"常名",并以有无之和合而为"道"玄妙之所在;继而以"遮诠"的方式对"道"进行描述而非定义:"道"     

道教“少私寡欲”理念的现代启示

<正>《道德经》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包括个人修身、治理国家、和谐万物、认识自然等各方面的智慧,是人类认识天地万物自然"本相"的重要法宝。"少私寡欲"的概念出自《道德经》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在这段话里,老子针对人类所表现出的张扬巧智、追求虚伪、远离淳朴、民风衰落等不良现象,提醒人们要回归     

从“名”看《老子》的哲学突破

刑名新思潮对礼乐老传统的冲击和挑战动摇了周代政治的权力论证体系,新旧两套系统急需对权力-秩序体系进行重新诠释或建构,作为秩序建构的工具——"名"的问题就此提出。"名"可用来表征春秋中期以降的社会危机,对"名"问题的回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诸子的"哲学突破"。从"无名"到"常名"揭示了《老子》对"道"的建构过程,即反对本质是"以智治国"的礼、法符号系统,并经由"无知"开启形上之"道"的建构。《老子》继承了"名"的秩序意义和"德"的话语,使"名"突破了作为权力符号的限制而成为一种普遍秩序,并将"德"的价值意味赋予"道",使之成为价值本体。至此,《老子》将西周以来"天命有德"的思想收束于"道",完成了对前"轴心时代"思想的继承式突破。     

仁义内外与人性善恶——重审孟告之辩的两个主题及其关系

孟告之辩涉及仁义内外和人性善恶两个主题。仁义内外之辩针对的是道德实践的动机问题,而非道德规范的来源问题,内外是相对于道德主体之"心",而非相对于先天本有之"性"。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实是主张仁义应当内在于人心,亦即道德实践应当是自律。这种内在性的程度根据人心对道德理由、意义的反思理解程度不同而有深浅之别,即使孟告在"仁内"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分歧,实则仍可能存在这种程度深浅之别。孟子以"四端"说为内容的性善论只能说明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一部分来源,在相对于人性的意义上说"仁义内在"恐难完全成立。道德规范有时并非来源于人性,相反是为了约束和矫正人性,即便如此,这些道德规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在人性论上持相反立场者,如孟子和荀子,也可以在相对于人心的意义上达成"仁义内在"的共识。     

老子道德经的仁义思想

老子的仁义思想是以“道”为基础。凡是人类所有阴阳两仪的良性互动,皆是“仁”的表现。凡是所有人类价值判断均收敛至“社会福利及伦理共识”的适宜性,皆是“义”的表现。老子认为,“仁义”是在人类社会的大道不受重视之后,才被突显出来的人为道德规范。因而,从“道”来立论,才能论述道德仁义礼的等级与其间之差异     

时代的困惑与哲学的关怀——基于老庄道家政治伦理成因的考察

老庄道家政治伦理的形成,是老子和庄子面对"天下无道"的时代困惑,基于"社会之乱"的现实境遇和"生存之困"的个体感受中,为了寻求拯衰救弊之法,而针对"礼乐-仁义"政治伦理之弊端,从哲学层面作出的"价值重构"。其中所突显的"道法自然"政治原则,"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至德之世"的政治理想,既体现出道家哲人对于人道尊严的执着守护,反映了哲学思想与时代变革的深层关系,也能够为当下中国哲学在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理论创新提供一些智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