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关于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再阐释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是一道双峰对峙的亮丽风景.罗尔斯通过复活古典契约论的传统,重新焕发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然而,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即人民主权论中所具体的专制主义倾向,则使得他的思想长期以来遭到人们的否认.人们认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而哈贝马斯依据现代政治的发展,以话语商谈理论阐释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使其重新成为现代民主正义的重要资源.这是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1929-1931年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

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全国后,遵照孙中山生前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策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军政,实行训政。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一党专制,所以自1929年上半年起,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从人权角度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一场带有强烈宪政诉求的“人权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冲突的历史第一幕。但是,近三年(1929—1931年)的“人权论战”,“新月派”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围攻,腹背受敌。“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困局。     

罗尔斯政治美德观的义理疏解——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文本依据

罗尔斯对政治美德的关注是一贯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构造了一种独立于各种完备性学说的政治观,给出了政治美德的内在基础,即在一个自由宪政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并可以得到发挥和发展的两个基本道德能力:形成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设定了使政治美德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良序社会的环境条件,在严格限定了的政治范围中,考察了诸种政治美德及其塑造途径。他以一种理论上自洽的方式捍卫了自由主义关于美德的信念。     

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的颠覆与重构——从查尔斯·泰勒到艾利斯·杨

当代世界政治道德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于文明的差异所表现出的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共存及其冲突,由此造成了人类政治生活呈现出多元性与共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某种辩证相关性并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政治与差异承认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悖论逻辑。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查尔斯·泰勒颠覆了以往的被自由主义程序性正义所压抑的善与认同之理念,重构了以认同观念的本质性理论为核心的构成性的善与承认的政治权利理论。而艾利斯.杨通过对查尔斯.泰勒权利政治理论的批判继承,发展了一种以差异的关联性理论为核心的差异政治权利理论。他们以差异承认的正义构想颠覆与重构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寻求可能的路径。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

中国的现代建国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静态地展现了帝制中国、民族国家、政党国家与宪政国家四个国家面相。而动态地呈现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三次结构性变迁的复杂过程。其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昙花一现,政党国家成为国家建构的主流形式。20世纪中国出现了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创制的两个政党国家实体。但两个政党国家实体在不同处境中遭遇到难以克服的运作困难。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作形式———宪政国家,是中国国民党建构的政党国家实体既成的政治结局,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实体也以建构法治国家的形式,走向民族国家的立宪政体。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理路探析——以政治思想的宣传阐释为视角

政党文化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过政党因子积累、发展和转化的过程。作为政党文化的内核,党的最高政治思想一方面影响着政党制度规范、行动方略等政党文化要素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化的方式内化为党员稳定的心理状态,成为更深层次的文化。本文以政治思想的宣传阐释为视角,通过结构过程和政治修辞两个路径对《人民日报》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报道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建构以制度规范为重要依托,以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为动力,基本遵循了由具体到抽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径。这种建构既是国家民族先进精神文化的提炼和升华,又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秀作风和品质密切相关。     

宪政:国家的道德力量

<正>宪政作为现代社会普遍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是表达人本、和谐和正义的道德理念的制度载体,用庞德的话来说,它承载了"人类的永恒不变的理想"。如果说,政治科学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侧重于描述和研究实有的宪政制度及其运行规律,那么,政治哲学的使命正是通过对宪政的人本、和谐和正义的价值理念的揭示,赋予人们一种反思和批判现有制度的理性精神,探求实现宪政价值的制度性安排,为国家治理提供良好的施政理念和现实途径。     

斯克拉顿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斯克拉顿的政治哲学深受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斯克拉顿对权威、秩序、传统、财产、制度等保守主义核心理论预设的阐述和强调,继承了柏克以来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抨击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怀疑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带入现代.     

国民党在台湾的三民主义实践及其成败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内地的22年间,三民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使台湾人从殖民地的二等属民变成一等国民,民族主义得以实践。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民生主义得以造福台湾人民。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结构也必须回应台湾民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实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选举成为台湾政治活动中的焦点,民权主义也得到实践。国民党台湾的三民主义实践相对成功,却也在近30年间遭受台湾社会的拒斥,这一现象与国民党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有关,也有着历史原因。国民党基于其在冷战时期的处境和自身的"现代化"情结,使得三民主义尚未完成本土化过程,便向根源于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日本观、地方势力妥协,出让理念和权利,因而完全略过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经的去殖民化过程,为其三民主义实践遭到反覆的命运植下祸根。     

政治的优先性及其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理论预设的反思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是只在政治的范围内、而且是直接在政治的范围内运作,因而除了主张政治的独立性,它事实上还同时预设了政治的优先性。但由于政治与人性的内在关联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疏离于政治与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就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要优先考虑政治的背景制度和合理的政治关系,因为由此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人们应当共享的、内在的政治之善。但政治的优先性被限制在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方法与思维方式上,它并不在实质性的正义原则中对公民课以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这就使得《政治自由主义》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中国古代和谐伦理思想的文明样式及其当代传承

中国古代和谐伦理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导、道佛“附儒”构成的和谐伦理思想体系,其文明样式反映了以高度集权政治适应普遍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结构的客观要求,在“涉世”、“忘世”、“出世”可“圆融”的意义上维护了国家安宁和社会稳定,培育了中华民族推崇和谐的优秀品质.其当代承接和创新,需要厘清认识论理路,把握方法论路径.     

洛克自然权利理论的历史性意蕴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对于自由主义的阐述和论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洛克的政治哲学不仅深深影响了其后政治哲学思潮的发展,更直接成为美国建国的理念和原则,被写进了美国的宪法和《人权宣言》。在     

荀子政治权威思想的伦理意蕴

政治权威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伦理角度对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存在理据、实现路径、道德约束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了丰富的政治权威思想。由于荀子既强调礼制规范又重视法治作用,既主张集权统治又主张将政治权力关进道德的笼子,其政治权威思想淡化了孔孟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避免了申韩的法治主义缺陷。荀子的政治权威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构建稳固的政治权威、推进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需要一个上帝吗？

悄悄到来的基督教话语体系今天,一种全新的话语霸权已悄悄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这是一种流行而时髦的思潮,它试图在中国今天出现的诸多问题中,抽象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一切思想成果都是不够的, 还得引进其文化,这文化不是别的,是基督教信仰。这种观点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母体,没有基督教无法孕育出今天的西方文明,而不引进母体,便无法引进产儿。它来的比以往的任何话语体系都更有渗透性, ——法学家们在讨论宪政时反复强调基督教对宪政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们极力论证没有基督教的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主义,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经济学家也开始强调,没有基督教,甚至市     

新加坡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其政党制度虽然基于国会与普选而运作,在大选中赢得国会议席多数的政党成为执政党,但行政权事实上高于立法权.人民行动党由于有一套良好的执政机制,以服务人民的执政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建立了制度化的群众联系和自净机制,因而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新加坡政党制度的成功,再次说明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依法治国治党和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性.     

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

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视野中遭遇诸多误解,这与其自身的内部张力及学术建构不足有关.面向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政主义进路应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摈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侧重从成文宪法内部的转型政治和常规政治的脉络中寻求有关的理论与制度方案.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阐述者是约翰·密尔(John S.Mill,1860—1873),他的篇幅不大的名著《论自由》的主旨即致力于划清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强调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继承了密尔的基本观点,并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作了新的阐发。由于学科分工更为细致,理论家们在阐述自由主义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经济哲学而言,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当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美国哈佛大学的罗尔斯和诺齐克的地位突出;在法律哲学方面,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德沃金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权利学说;在     

全球化的新分析框架如何可能

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客观性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分不开的。我们在经验意义上描述全球化的同时,更需要规范性地作出倡议和行动。全球化和全球化理论应受到理性的辩护,但是全球化需要变革,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需要批判。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需要回到国家主义,全球化的新分析框架应该建立在一种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对立的立场上。这种新分析框架强调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强调对政治作出新的理解和开始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承认的政治”应该是全球化的政治含义。     

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理念的扩展

有一种广为接受的批评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存在政治缺位的问题,而且它的公共理性理念严重地限制了公共领域中政治慎议的活力。但原初状态中所塑造的公共理性应当被解释为一种慎议政治的模式。根据这种解读,政治自由主义与公共理性恰恰在两个方面扩展了公共领域理念的政治潜力:一是把制度法律结构的建立间接地确定为公共领域理念与慎议政治的产物;二是基于公共领域的理念塑造了私人自主性,并在良序社会中将私人自主性与政治自主性置于平等的价值位阶上,最终实现了两种自主性的同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