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的霍布斯批判

关于霍布斯的论述是施米特政治理论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施米特意识到了霍布斯思想的复杂性、多面性,反对简单地以“现代人”、“自由主义”等标签去概括霍布斯.他重视霍布斯承上启下的位置,既看到霍布斯与之前数百年思想资源的密切关联,又看到他启发后世政治哲学的新因素.霍布斯对政治统一体的认识,对主权决断的重申,对秩序的捍卫,均被施米特用来反思20世纪德国乃至欧洲的困境.不过,简单地称施米特为霍布斯主义者,是低估了施米特学说的原创性.施米特学说的原创性尤见于他对霍布斯进行批判之处.     

斯克拉顿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斯克拉顿的政治哲学深受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斯克拉顿对权威、秩序、传统、财产、制度等保守主义核心理论预设的阐述和强调,继承了柏克以来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抨击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怀疑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带入现代.     

从理想原则到现实关怀--罗尔斯理性主义解析

罗尔斯的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涉及伦理、政治、法律、经济诸社会领域.但是他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以<正义论>(1971)为代表作的早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而在以<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2001)等为代表作的晚期思想中则判然分明.理性主义是贯穿于罗尔斯前后期哲学思想中的基本立场.罗尔斯前后期理论体系的转变同样反映在理性主义基本特征的改变上.然而,学界在评述罗尔斯的理性主义时,大多没有注意这一变化,他们比较关切其后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如"理性的"与"合理的"以及"重叠共识"、"权利的优先性与善"、"公共理性"等以"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为背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理念,而对于罗尔斯前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则比较忽略.其实,罗尔斯思想的理性主义特色,在他的早年,跟在他的晚年一样,是非常鲜明的.何况,罗尔斯早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有跟其晚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并不一致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探讨表现于<正义论>中的从原则、方法到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的罗尔斯理性主义立场及其基本特征,以补阙疑.     

“民主先于哲学”——论罗蒂反讽的政治哲学

在后现代哲学家中,罗蒂哲学上持反讽的后现代主义立场,而政治上却坚持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如何与后现代主义连接起来?在罗蒂看来,自由主义没有也不需要一种哲学的本体论证明,因为哲学作为一种诗化的私人活动,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为公共性的政治提供形而上学基础。如     

论格拉斯顿的自由主义

“格拉斯顿的自由主义”并非一套有关自由主义的学说或理论 ,而是格拉斯顿所认同的、用以指导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实践的信念与原则。本文初步探讨了格拉斯顿的自由主义的形成及其要旨 ,试图借此展示其政治观念与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运动之间的微妙关系     

郁建兴著:《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

在当下有关自由主义讨论的热潮中,黑格尔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令人无法轻易摆脱的幽灵式人物.在<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一书中,郁建兴先生藉其敏锐的学术目光,围绕学术界存在的对于黑格尔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解与误解,对当前的自由主义讨论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霍布斯的两副面孔:施米特、施特劳斯论霍布斯

施米特和施特劳斯认为现代社会潜藏着一种巨大的危机--现代性危机.他们在对现代性危机的研究中,几乎一致认为霍布斯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霍布斯的思想奠基或者说推动了现代性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分别从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霍布斯,从而使得霍布斯呈现出了两幅不同的面孔,即政治神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试论伯林的悲剧观

伯林将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悲剧理论移植到政治哲学领域中,目的是要进一步阐明其自由主义理论。他从三方面论述了其悲剧观:首先他批判了理性主义悲剧观;其次他依据价值多元论,分析了悲剧的产生根源;最后他认为,不重视启蒙运动敌人的观点也是产生悲剧的根源。文章最后一部分指出,伯林认为悲剧无法超越。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及马克思等人的悲剧观相比,伯林的悲剧观是独特的。     

政治自由主义的界限

本文考察了拉莫尔、艾克曼和罗尔斯三个不同版本的政治自由主义,旨在厘清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从而明确其界限。笔者将论证,这三个版本政治自由主义的提出都依赖于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而这构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也是政治自由主义被证成的关键。而任何将政治自由主义延伸出自由民主社会范围之外的意图都遭遇证成困难。实际上,遵循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会付出政治上保守的代价,政治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有限度的理论,而非普世性的价值观。     

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的颠覆与重构——从查尔斯·泰勒到艾利斯·杨

当代世界政治道德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于文明的差异所表现出的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共存及其冲突,由此造成了人类政治生活呈现出多元性与共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某种辩证相关性并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政治与差异承认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悖论逻辑。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查尔斯·泰勒颠覆了以往的被自由主义程序性正义所压抑的善与认同之理念,重构了以认同观念的本质性理论为核心的构成性的善与承认的政治权利理论。而艾利斯.杨通过对查尔斯.泰勒权利政治理论的批判继承,发展了一种以差异的关联性理论为核心的差异政治权利理论。他们以差异承认的正义构想颠覆与重构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寻求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