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

一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号称宋明理学中的两大派。但是,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间,不仅有着内存的逻辑联系。而且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朱熹理学直接演变成王阳明心学。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一般认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思想,故称程朱理学。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朱熹思想,是很不够的。事实上,朱熹将各派思想重新加以锻     

朱熹对湖湘学说的批判继承

过去人们往往只把李侗的理学思想看作朱熹思想的重要渊源,而忽视了另一个对朱熹思想影响很大的学说——湖湘学说。湖湘学说是朱熹理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渊源。如果说李侗思想奠定了朱熹理学的某些思辨形式,那么在对湖湘学说的批判继承中,朱熹理学,尤其是他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才初具规模并有所发展。因此弄清楚湖湘学说,对于研究朱熹早期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熹理学范畴化概念体系的“感-用”结构

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以概念范畴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朱熹理学范畴的实质为"感-用"范畴,其概念范畴化的方法是在不同概念间建立交感、观感、体用与互为体用四种模式的感-用关系。朱熹从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范畴化开始,以感-用为标准来建构他的整个理学体系,一个概念的内涵在且只在与其他概念的感-用关系中得到确认,并于感-用的彼此互动中呈现。通过分析不同概念之间的感-用关系,可大致划定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基本范畴,勾勒出范畴概念的主要层次,从而较完整地展示出朱熹理学体系的内部结构。     

古籍整理 岂能轻率——芮增瑞校注本《鸡足山志》校读记

高奣映著、增瑞校注本《鸡足山志》(以下简称“校注本”)现已出版。自明至今,《鸡足山志》共修了六次,即明代徐霞客《鸡足山志》、明末清初大错和尚《鸡足山志》、清代范承勋《鸡足山志》、高奣映《鸡足山志》,近代赵藩、李根源《鸡足山志补》和现代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鸡足山志》。除前两部志已经没有存本外,其他四部均存。其中高奣映著《鸡足山志》既征引徐霞客和大错《鸡足山志》,又有很多清代史事据范承勋《鸡足山志》编纂,内容较范《志》更详实,而且增加了“风俗”等项目,可谓集此前《鸡足山志》之大成。另外,从赵藩、李根源《鸡足…     

朱熹的书法风格与思想分析

朱熹是宋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历史上,朱熹不仅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书法领域也有较高的造诣。朱熹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一直在书法领域探索,他建立了“以理论书、传承统绪、人品即书品观、文从道中流出”等书法义理观,这些都对后世的书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在书法创作方面注重“艺”与“道”的统一,提出文道并重的书法思想,反对夸张乏味的书法技巧。此外,朱熹将理学思想与书法相结合,在书法创作中融入理学思想,使书法艺术表现出独特的魅力。研究总结朱熹的书法风格和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朱熹的书法艺术特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宋书坛的基本特点和思想观念。     

明初理学中心学思想的萌芽

明初思想界虽然为朱熹理学所笼罩,但亦不乏心学思想的涌动。如吴与弼、胡居仁等这些明初朱子学学者,对理学就有所突破,提出了一些具有心学色彩的命题。虽然他们尚未建立不同于朱熹理学的新的思想体系,仅仅是在理学的架构之内阐发了有关心学思想的见解,却促使明初理学发生了变化,从而为明代心学的兴起营造了学术氛围。     

朱熹道德修养思想简论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朱熹十分重视个体道德修养,主张每一个人都应当"明义理以修其身"方能造就自己良好的内在品性。在个体应该如何"以德修身"方面,朱熹提出了"居敬"、"穷理"、"自省"、"渐进"、"重行"的道德修养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

先述异说,后提我见。一、关于朱熹思想的来源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朱熹理学的问题,也是整个理学的问题;不仅仅是理学的问题,也是儒家的礼教问题。我长     

论朱熹及其《伊洛渊源录》

<正>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北宋以来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重要的理学著作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统治思想的主要经典依据。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为世人所公认。然而,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史家。他的《伊洛渊源录》一书,就是理学史的开创之作。这个问题,过去研究朱熹者,少有论及。本文试就这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文道合一与诗乐合一——朱熹与邵雍文学本体论之比较

朱熹与邵雍是理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理学家中的重要诗人。在理学家中,邵雍诗数量最多,朱熹诗艺术水准最高。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文学本体论。与朱熹过于谨严的"文道合一"的文学本体论不同,邵雍提出了"诗乐合一"的本体论主张。这是理学诗学观的两种重要理论形态,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理学流派差异性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理学家个性差异的表现。     

朱熹对《论语》“克己”的诠释: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汉代以来,对《论语》"克己"的诠释甚多,包括"胜己之私"、"约身"、"能己"、"责己"等。朱熹承续扬雄"胜己之私"的诠释,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而这恰恰成为清代汉宋之争中汉学家批判的焦点。如果超越乾嘉学人专注"语文之了解"的立场,从"理论之了解"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朱熹为契合救治"人心陷溺"现实的时代需求,以其理学体系统领"克己"诠释,在诠释"克己"过程中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这是朱熹"克己"诠释的创新之处,也是清代汉学家批驳朱熹"克己"诠释时未曾涉及和深入把握的层面。朱熹"克己"诠释树立了宋代理学驾驭和诠释经典文本的典范,揭示朱熹"克己"诠释的理学体系建构视角,对止息汉宋之争不无裨益。     

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

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十分重要的思想家,他建构了一个集哲学、经学、美学、史学、伦理学等于一身的庞大思想体系。朱熹美学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而复杂。朱熹的诗经诠释学美学则是朱熹美学体系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有着较为完备的系统结构。在此,本文仅对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意蕴作一简要介绍。一、朱熹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朱熹的美学思想充满着传统价值与时代精神、伦理与审美、逻辑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对朱熹美学的研究,我们应处理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朱熹美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二是…     

程朱理学中的美学思想对宋代建筑形式的影响

宋代建筑形式一般呈现出尺度缩小、布局随意、清雅柔逸、装饰细致的基本格调。这一格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程朱理学中蕴含的深沉美学思想的熏染,对当时及后世的建筑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程朱理学中的美学思想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汉唐之后第三个繁荣时期,科技、文学、艺术和手工业高度发达,在思想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两宋时期,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种以"理学"著称的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颢、程颐学派和朱熹学派,世称程朱理学。程     

道教对朱熹思想的深刻影响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远绍孔、孟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张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他。它规模庞大，论证细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十三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学说…     

理学的伦理向度——从张载到王阳明

如何平治天下、安顿社会与如何成就自我,是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前者涉及世间秩序,后者关乎人格之境;作为价值的关切,二者都以"当然"为题中之义.从哲学的立场与形态看,理学本身又有注重气、理、心之分,张载、二程与朱熹、陆九渊与王阳明便体现了以上的哲学分野.在理学的系统中,气、理、心并不仅仅是本体论的概念,它们同时或在更实质的意义上涉及"当然";对气、理、心的不同侧重,往往体现了对"当然"的不同理解.与关注"当然"相联系,气、理、心的考察,又与心体与性体、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格物与诚意、本体与工夫的种种辨析彼此交错,理学由此展开了复杂的思想画卷.     

朱子礼学的形上世界——以理气论为进路的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理和气是道学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①,基本上可说是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学基础。朱熹对理、气与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联系,及其在礼学体系中的意义的认识,则构成了他的礼学形上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之在其礼学和理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二者在哲学基础方面具有了同一性。     

朱熹与“吃菜事魔”北大核心CSSCISSCI

吃菜事魔是南宋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宗教团体。吃菜事魔所涵摄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理学文化术语中去,成为理学思想建构的主要设计思路。朱熹围绕"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辨而展开的论证与南宋吃菜事魔教派所隐含的摩尼教教理在致思路径上有一定的可比性。南宋反理学者以"吃菜事魔"为口实对朱熹学说及其学派的攻击,将其比作"吃菜事魔"群体,也是出于两者在形式上的相近性。理学群体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异于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做派,给予攻击者口实。朱熹本人对吃菜事魔这种底层精神景观持一种严厉的排斥态度。他最关心的是这些团体集会的精神动因以及终极诉求,当他发现吃菜事魔者是儒家生活理念的异类的时候,他的反对态度是决绝的。     

朱熹的佛教观 从以礼排佛到以佛兴礼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佛教的传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在宋代,通过佛教思想激活了儒家的心性思想和伦理体系,丰富、完善了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圆融性。朱熹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转换来完善其礼学思想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一、由佛转儒,以礼排佛朱熹与佛教渊源甚深,其自幼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文献记载,朱熹由佛转入儒的契机应是遇李侗之后。于此,他虽转向儒家思想,但其佛教思想的熏陶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其构建儒家思想的理学体系过程中,佛教的思想对朱熹启发很大,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