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

"中国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在话语立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排斥性,中国梦适应全球化时代各国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趋势,显示出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话语内容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普遍性和一般性,中国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中国化,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在话语重点上,中国梦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转变为强调实现梦想的"建设"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上的时代化。     

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主题,学界已经为这一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储备和开阔的理论视角.在此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被摆上了台前案头.具体说来,应当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第二国际时期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向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苏俄(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派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     

论何殷震的女性伦理思想及其西学特色

何殷震的女性伦理思想既得到了前代思想资源启发,又构成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女性伦理嬗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何氏批判封建家族伦理制度,呼吁"解放妇女";抨击传统婚姻制度,主张"忠贞"的一夫一妻制;解构中国伦理话语体系,强调男女之间的"绝对平等"。这一思想充满了思辨性与革命性。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是其西学理论源泉,而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且对权力与政府相当警惕,则使其思想又具有超越西学的特点。该思想也受到了"均平""至公""德治"等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其能与西学迅速结合的原因与基础。然而这一思想终因缺乏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亦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色彩。何氏的女性伦理思想反映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既批判传统,又依附传统;既痛恨西化,又自我西化。这种矛盾心态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检视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的批判与启示

资本主义利用道德话语权"矮化"中国形象,是当代国际竞争一种新方式。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是其文化霸权的核心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和揭示了资本主义人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道德话语与实质,资本主义道德话语的特征是阶级性、规范性和虚假性。打破资产阶级道德话语霸权的前提是批判资本主义道德话语霸权,目标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权,增强综合国力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权的根本路径。     

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先锋型政党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引领性、主导性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基础。在历史上,是先锋型政党缔造了现代国家,并且一直引领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基础上,先锋型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始终代表社会中最广大群体的整体发展利益。因此,只有先锋型政党能够将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通过民主求治理,通过治理来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型政党,通过组织化驱动,在主体与资源两个方面克服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天不足,形成了一种党建现代国家的模式,通过党的建设来推进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引领体系、支持体系和控制体系"三位一体"的执政体系,使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全面协调发展。     

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 ——再论新时代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伦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既与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又有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种资源,使伦理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进一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正确方向。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构建新时代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合理路径。     

“苏维埃”内涵演变与中国革命经验国际化

"苏维埃"传入中国后,长期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而不是现在所普遍认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许多地方党组织甚至提出在苏维埃基础上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均以失败告终。中东路事件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通过发展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支援世界革命。中共逐渐将苏维埃发展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并将工农民主专政视为一个长期的、稳定的革命阶段。这一举措最终推动了共产国际对"苏维埃"的重新定义,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苏维埃被正式确定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上述过程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趋向,更体现出中国革命经验国际化的趋向。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差,话语权力较弱,在中西学科对话中尚处于边陲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外生性约束;社会工作与西方历史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断裂,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区隔,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内生性约束。政学两界主导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在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而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又扭曲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声。因而,如何基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主体意识、实践主体和思想根基出发,提高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文艺工作者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工作者正确认识和自觉参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思想引领和重要遵循。文艺工作者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其为谁说话、说什么话、如何说话关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正统性、特色性、实效性。文艺工作者话语权迷失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失语失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自语自乐";在一些公共场合里"胡言乱语"。文艺工作者参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关键是要在思想认识、身份意识、责任担当三个方面提升话语自觉;要通过对"本来"话语的理性审视、对"外来"话语的包容借鉴、对"未来"话语的美好展望来增强话语自信;要做好铸魂、修道、强能、合力四个实事来实现话语自强。     

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双重互构”逻辑——毛泽东“民主新路”探索及其新时代启示

建国后毛泽东对"民主新路"的战略探索是连续而系统的,展现了独特的理论逻辑。依据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的话语表达和历史实践,这一理论逻辑可作如下概括: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本质上属于"双重互构"的关系,一方面,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由此才能避免把民主当作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博弈过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由此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社会主义的应有价值。从这一理论逻辑去理解毛泽东的"民主新路"战略探索,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

话语体系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中国古代以"民"为核心的"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话语体系,不仅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现实出发,变革了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话语核心的转变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表达,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主体话语体系建构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若干新特点,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使命,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若干思想误区和实践难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增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理想信念,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真用的能力;需要发掘和提炼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强化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功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需要通过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中国话语体系的主体性,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基调、话语风格、话语气场、话语人脉和话语效应;需要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对外开放交流中,用中华民族主体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行中国治世之道,以负责任大国的主体责任优势推进世界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跨语境中的民主“再概念化”与“本土化”

民主跨越中国历史语境进行传播、移植与改造,主要采取“解构-转化”和“传承-创新”这两种路径实现其“再概念化”与“本土化”,最终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概念的建构。该概念在突出创新性与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原有概念固有的语境、适用对象及其本来意义,充分尊重了民主的本质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民主的“再概念化”与“本土化”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化新时代,聚焦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始终保持弹性和张力,始终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和包容性,进而以崭新的民主范式不断拓展全世界民主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既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这一时代课题,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基础,着重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一是要从理论上回答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如何摆脱"挨骂"的问题;二是要从理论上回答何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如何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对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有何重要作用与意义等问题。在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还要防止走入无视问题以及有关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误区,才有可能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数学本体论的提出从直接意义上说是巴迪欧反叛海德格尔"诗歌本体论"的理论尝试,后者一方面既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本原"和"在场"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又脱离社会历史语境抽象地讨论存在问题。巴迪欧认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既需要将"存在"从"一之规范性权能"中释放出来,同时也要对理论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生活本身进行批判改造。在此基础上,数学本体论首先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存在的理解,即"一不存在"、"存在是多"。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代裹挟电子媒介而来的数码操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呈现出的统一性量化趋势,数学本体论还构成了对这一新的社会现实的历史映现和超越。     

中国式民主如何可能——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探索与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民主以及如何建设民主。这是毛泽东“中国化”思维方式在民主问题上的自觉。它给当前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进而推动中国式民主的生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大众的崛起与民主的衰弱——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与商议民主的关系

马克思、卢梭、阿伦特、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角度区分了"大众"和"公众"。哈贝马斯把商谈质量作为区分公众和大众的标准。按照他的思路,具有交往理性精神而进行理性讨论的人构成了公众,这是商议民主制度的基础。诉诸大众的竞争性民主只能实现权力的和平更迭,而商议民主则是要探索正当的法律、政策、制度等。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虽然也受到资本或权力的干扰,但它们还仍以传播信息、交流思想为目的,具有建构公众的功能;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们逐渐丧失了话语的语用学功能,社会大众化趋势由此日益凸显。在这种大众化的趋势中,民主变成了争取大众支持度的斗争,而不是探索正当制度的斗争。选举和传媒的结合,使选举自身与传媒一样,为争取观众(大众)而斗争,并失去了民主的真实意义,使民主的真正价值日渐衰微。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价值,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首先,它以其团结、联合的本质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政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其次,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盟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第三,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使统一战线的政治平台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充分吸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三步走”“共同富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话语概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称谓、重要目标、战略步骤、本质特征、基本路线、必由之路等重大问题，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初步框架。邓小平在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统一，坚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扬弃与超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话语基础。     

文明论视角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探析

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乎文化自信的问题,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文化自信。从文明论视角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坚持文化自信,主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是否在国际竞争和文明博弈中具有足够的综合实力;在“后西方”时代讲文化自信,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从根本上肯定各大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经验智慧尤其是创新能力。因此文化自信必然表现为敢于进行各种创新行动,包括建构一套既有其文明特色又具有普遍性的话语体系,这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又可反过来增强文化自信。在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时坚持文化自信需要特别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资源,二是深刻体认和阐发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三是自觉养成中国学术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