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法衣曲贵形制的净符与田相释读

<正>曲贵^[1]是藏传佛教戒行精严僧人的法衣,汉传佛教称为袈裟,源自早期印度佛教三衣^[2],在形制上保留了三衣田相的基本规制,在细节上表现出明显的藏汉文化融合现象,是藏传佛教僧服系统成功本土化的标志性服饰之一,彰显了藏传佛教的特性。形制的变化体现在遵循佛教教义的同时,强化僧服的戒律意识,曲贵在质地与使用上虽然保留了三衣的功能,但在形制细节上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了系统化的改变。     

明清民俗佛教现象探析——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

从"僧人的佛教"角度,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说明明清以来佛教的寺院功能及其僧人角色、职志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以迎合、俯就民众的宗教意识、现实利益、愿望追求等为能事,从而使宋代以前尚维持的佛教寺院、僧团的独立性、超越性宗教品格最终丧失,而与中国民间思想观念、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混融合一,成其为名副其实的"民俗的"佛教。其典型的表现特征有三:一是寺祠不分家,兼祀三教诸神;二是僧人住持祠庙,模糊宗教角色;三是僧人兼做红白佛事等俗务。郑群辉,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民国佛教的义学创新

民国时期佛教义学的创新主要有老派高僧的“推陈出新”、居士佛学的“返本开新”与新派僧人的“综合创新”三种方式。谛闲、印光等老派高僧积极投身于讲经说法、弘宗演教之中,以复兴隋唐祖师的学修为己任,使这些久成陈迹的宗派在民国时期气象一新。以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佛学以经典研究和教理疏理为入手处,大力批驳中土流行的“相似佛教”,寻绎深蕴在佛教经典中的“真实教法”,希望返回印度佛教本来面目。以太虚为代表的新派僧人在义学上综合佛教在历史上和世界各地的长处,主张以禅宗为主体,发掘中国佛教各宗的优点,借鉴世界各地佛教的经验,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人生佛教的新阶段。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三大派别的义学创新各有悠致,而尤以新派僧人的综合创新最为成功。     

汉传佛教僧衣漫谈

<正>人们日常所虑甚多,而论基本所需,大抵无非"衣、食、住、行"四事。内中"衣"之一事,由其质料、式样、颜色等,某种程度上或可被视为某个地域、阶层或社群明显的文化表征。唐代僧人道宣曾专门撰写《二衣总别篇》,以洋洋洒洒二万余言的篇幅详细讲述了佛教僧人衣服的具体规制及其意义,可见在佛弟子看来,僧衣正是佛陀为整肃仪容、庄严道风而设。     

佛法与众生法的协和:从佛教中国化论人间佛教及其价值取向

本文从三个维度来对"人间佛教"进行观照,试图由此而切入关于"人间佛教"之概念及其意义与价值的理解。(1)从历史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的继承,是针对中国佛教之衰落形态的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革运动,体现为中国化佛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从现实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在现代生活场域之中,以"契机"为方便而实现的关于佛陀教义的化仪更新,体现为佛教的一种新实践;(3)从理论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之根本义理及其价值的重新拣择,基于化仪更新而实现了佛教价值之实现境域的转移,而体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种新形态。     

澄观评传

在历史上,五台山著名的僧人,首推唐代的清凉国师澄观。他继承并发展了华严宗实际创始者法藏的学说,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精致的佛教哲学体系,成为中国佛教义学的一座高峰,对后世的中国佛教以至中国哲学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金陵刻经处与韩国人编著经版

一、绪论韩中两国的佛教交流在悠久历史中,随着两国僧人间的相互访问、求法活动的展开、佛教经典的传递等活动得以实现全方面蓬勃的发展。现今,在中国留有众多与韩国佛教有关联的遗址。例如供奉着成为地藏菩萨化身的新罗金乔觉的等身佛的佛教圣地九华山,建有新罗圆测浮屠塔的西安兴教寺,新罗张保皋所建的石岛法华寺,高丽天台宗第16代祖师义通最后活跃及逝世的地方宁波阿育王寺,寄放着高丽义天的佛典的杭州高丽寺,高丽慧月补修石经的北京房山石经山,朝鲜郑同所建的香山洪光寺等。金陵刻经处是清同治五年(1866),由杨仁山(1873—1911)等人创立…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分释义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量的佛教经典被逐步翻译成汉文,并广为传播。中国佛教徒在阐释佛经时,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分段方式,即把经文分成"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个部分来进行解说,称作"三分科经"。此法始创于东晋道安(312—385或314—385),后沿用至今。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