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大藏经概述

汉文大藏经是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是印度古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汉文大藏经以其收录之宏富、版本之众多、历时之久远著称于世。一、印度三藏典籍的形成及传播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印度佛教原典的形成是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后,由佛弟子们通过四次集会(即“结集”)的方式,将佛陀宣讲的佛教学说、为僧团组织制定的行为轨范以及对佛说的论释汇集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经、律、论三藏典籍,并开始形诸于文字。在此期间,由于佛弟子们对第一次结集的说法产生分歧,而分裂为大众部、上座部,此后…     

海外大藏经编辑及电子版大藏经的情况

海外大藏经编辑及电子版大藏经的情况方广一大藏经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词汇，指佛教典籍的总汇，在古代中国，它主要指汉文佛教典籍。在现代中国，“大藏经”除了指汉传佛教传承的汉文大藏经外，包括南传佛教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藏传佛教传承的藏文大藏经，还包括诸如梵文...     

新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今年开始陆续出版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重新编印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出版。 《大藏经》这部汉文佛教经典的汇总,简称《藏经》,也称《一切经》。内容分经、律、论,包括天竺和中国佛教著述在内。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开始,     

汉文《大藏经》中大乘经分类法的商榷

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两千年,重要的佛教经论和资料都保存在中国的汉文、藏文、傣文佛教经籍之中。为了适应当前的大好形势,对于我国的佛教《大藏经》,实有重加整理、编纂、刊行之必要。一九六二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各方面的要求,召集了会议,决定重新编定《中华大藏经》。首先的工作是编定目录,然后再选定古刻本,加以校勘,影印出版。     

域外佛教文献对于中国佛教研究的价值——以日藏佛教写本为中心

域外佛教文献,本文仅指现存于域外并以汉文书写的佛教文献而言。这类文献,日本保存的数量最为丰富。本文在介绍日藏佛教写本的来源、书写与流传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对佛教写本的研究概况,并指出日藏佛教写本可以为研究中国佛教写本大藏经、保存中国佛教古佚书,乃至在文本辑佚、校勘等方面提供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对中国佛教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中国佛教既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开花结果,也是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佛教的根源。中国佛教不仅独存于中国,还以种种方式流传、保存、移植于域外。利用域外佛教文献研究中国佛教,可以拓展研究的空间和视野,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

在汉文佛教文献研究与整理工作取得相当成绩的今天,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处理汉文佛教文献的学科,即汉文佛教文献学.本文初步提出汉文佛教文献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了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认为汉文佛教文献学应由实体层面、方法层面、历史层面与理论层面四部分的研究组成.     

“第二届汉文大藏经国际研讨会”综述

<正>"第二届汉文大藏经国际研讨会"于2013年3月18日在美国西来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美国西来大学与亚利桑那大学合办,会议主题为"刻本时代的汉文大藏经与东亚佛教",邀请了来自美、加、中、韩、港、台等世界各地学者,发表了12篇论文。美国西来大学吴钦杉校长、教务长Dr.William Howe、宗教系主任Jane Iwamura博士、执行董事依空博士、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系吴疆教授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依空法师代表创校人星云大师及西来大学董事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愿此次会议能达成连接东西方文     

《大藏经总目提要》出版发行

本刊讯汉文《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它卷帙浩繁而内容赡博,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宝藏,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大遗产。然而,由于佛经文句艰涩、义理幽奥、术语独特而且繁多,这又给阅读和使用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书是汉文《大藏经》的总目解说。对《大藏经》收录的各种典籍,按     

不断开创佛教中国化的新境界

<正>佛教起源于印度,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与我国原有的儒道文化互相激荡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主干之一。可以说,历史上佛教成功地实现了全面深入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印度佛教经典的全面汉译,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汉文大     

盛世修藏 继往开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正式启动

为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要求,2007年11月4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委员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宣布《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正式启动。91岁高龄的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著名佛教研究专家、《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主编任继愈先生出席会议。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编委会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杜继文研究员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方广教授介绍了《续编》前期所做的部分工作。     

以支持求控制——以《永乐北藏》为例对佛教大藏经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作为东亚佛教神圣知识集合体的汉文佛教大藏经，内蘊根本性紧张：它既自我主张权威性、中立性甚至神圣性，却又维持开放性和流动性，所收文本变化不定。那么，何种力量、以何种标准、通过何种机制决定了佛典的取舍?参与者动机为何?其参与又如何影响了大藏经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本文引入知识社会学视角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它以《永乐北藏》的编纂为例，在明初的整体历史环境中，检视永乐皇帝的个人背景、政治角色以及时常变化的意识形态议程如何使得该藏文本取舍变得漂浮不定，并引发了相应后果。     

略谈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

本文对汉文大藏经从古到今的编藏理路作了简单梳理,指出古代编藏主要出于宗教目的。日本《大正藏》的编纂,体现了大藏经从宗教性向学术性的演变。而大陆《中华藏》的编纂,则进一步将大文化理念引进大藏经的编藏实践。文章最后对目前编藏工作的开展提出个人的一些设想。     

中国刻本藏经对《高丽藏》的影响

本文从历代刊刻大藏经的内在动力角度,探讨了中国刻本大藏经对《高丽藏》的影响,指出功德回向思想在大藏经刊刻中的作用,佛教信仰层面与义理层面的内在张力在大藏经刊刻中的表现,以及汉文大藏经刊刻与流通曾经在东亚汉文佛教圈起到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和平外交的作用.     

话说《大藏经》

《大藏经》是总汇佛教典籍的丛书,最初在南北朝称为“众经”、“一切经”。天台五祖灌顶追记四祖智(山豆页)的行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引铣法师语总结智(山豆页)一生“有为功德”,说“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此即汉文“大藏经”一词的首见出处。前贤圆晋在《民国增修大藏经概述》(《南行》第６期,上海１９４８年)中,以简洁断语云:“结集佛所说教     

重印本《满文大藏经》出版

重印本《满文大藏经》于2002年11月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原印本《满文大藏经》共108函(夹),收佛教经典699种,计2535卷,刻版48211块,96422页,约1780万满文字。贝叶夹装,双面朱印,每页长73、宽24.5厘米。当时共印12部。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存世的《满文大藏经》仅有二部。一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76函)和台北故宫博物院(32函);另一部存于西藏布达拉宫(107函)。清代满文印刷品中工程最大的是《满文大藏经》,始译刻于乾隆…     

新版大藏经种种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我国是世界上收藏大藏经最为宏富的国家,拥有汉、藏、傣、蒙、满等多种文本。8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藏经出版事业进入了近代以来最为活跃、最富建设性的时期,校勘、整理、出版了汉、藏文大藏经多种,包括《中华大藏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乾隆版大藏经》、《丹珠尔》、《南传大藏经》等。这些藏经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佛教文化事业正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兹依次介绍如下:     

常用大藏经导读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我国是世界上收藏大藏经最宏富的国家,拥有汉、藏、傣、蒙、满等多种文本。80年代以后,我国的大藏经出版事业进入了近代以来最活跃、最有建设性的时期,核勘、整理、出版有汉、藏文大藏经多种,包括《中华大藏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乾隆版大藏经》、《丹珠尔》等。这些藏经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佛教文化事业正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同时,除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外,这几部藏经也是我们接触较多的藏经。兹依次介绍如下。一、《中华大藏经》简称《中华藏》,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     

祝贺《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出版

祝贺《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出版方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图书馆、中国藏学中心等单位一些有志于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学者，采取研究班的形式，分工合作，共同收集、整理、研究散逸在汉文大藏经以外的佛教文献，令人无限感佩。他们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环境下...     

《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上下册)

<正>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2014年2月内容简介本书分校释、校勘记、对照表、附录及经目索引五大部分。本书在收录汉文大藏经的种数上,做到尽可能周全,既包括中国古代至清朝的诸版大蔵经,又涵盖了近代以来,以至近期中     

浅议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北大核心

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如何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将佛教中国化做深做实,是佛教界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江苏佛教的实践探索,阐释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