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白莲教传教与禁教论析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秘密宗教组织,与佛教的净土宗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本文通过南宋茅子元创立白莲教,佛教对白莲教的批判,初创时白莲教之教义,白莲教戒律、组织与正统佛教之异同,元代白莲教传教与禁教,白莲教的被禁与复教,以白莲教为名的初期造反活动,元末香会、白莲教与农民大起义之关系等问题的考察,揭示了宋元时期白莲教创立传播的历史实况,并就白莲教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独到分析.     

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再考辨——与闫化川先生商榷

闫化川<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一文依据"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认为"碧霞元君"封号于宋天禧五年(1021)前业已出现;又据明正德二年(1507)<御告文碑>,认为自本年起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本文认为闫文这两个结论均不能成立,指出:①所谓"大宋辛酉"的<东岳元君香火社碑>纯为伪刻,不可凭据,"碧霞元君"封号绝非始于北宋;②朱明皇室与碧霞元君发生联系,远早于正德一朝,所谓"正德二年"是碧霞元君信仰转换的"标志性时间"之说亦难成立.     

妈祖与泰山娘娘共享“碧霞元君”称号再考辨——与周郢先生商榷

妈祖与泰山娘娘共享"碧霞元君"称号一事,数百年来纷纭已久。周郢先生的《明崇祯朝敕封"碧霞元君"考辨——兼论泰山娘娘与妈祖信仰之关系》一文,以《颜神镇志》记载为据,认为广为流传的崇祯十三年敕封妈祖的"碧霞元君"封号,实为崇祯敕封泰山娘娘之封号。此说与学界历来观点大相径庭,甚需明辨。本文认为,《颜神镇志》之记载为可信度不高的孤证,难以成立。崇祯十三年明朝皇室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之事,虽无官方记载留世,但先有宗教界"妈祖证位碧霞元君"之"道封",后有大江南北信仰实践中的广泛流布和遵奉,以及清廷官方的默认,故此事为实的可能性较大。     

福州福寿宫摩尼教神祇探原

福州福寿宫,原名明教文佛祖殿,为祭祀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而建,初建于宋。寺院主祀摩尼光佛和林瞪,左右配祀张真君、真武大帝,另有三十六护法神将;临水夫人殿、华光殿、大王殿三座偏殿,分别供奉临水夫人、华光大帝马天君和黄、赵二大王,另有观音阁,供奉观音菩萨。通过对福寿宫所供诸神之考察发现,福寿宫护法神祇来源于摩尼教、佛教、道教和当地民间信仰,四种神祇交互杂处。可见,福建摩尼教之民间宗教色彩极为浓厚,福寿宫无疑是一座受道教影响甚深的摩尼教寺院,更是当今世界上惟一幸存的配置完善的摩尼教寺院,堪称"摩尼教文化的活化石"。     

两代帝王与一部《道德经》

一、一代雄主朱元璋眼中的《道德经》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称帝之前,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元政不纲,群雄揭竿并起。兵祸连年不断。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身经百战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他英武明断的过人胆识。同时,多年的征战杀伐,尤其是同僚间的勾心争斗,又成就了他阴险狠毒的暴戾心肠。朱元璋登基之后,当时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刚建立起的大明王朝。     

明朝肃王系道号考辨

<正>对肃王系道号的整理考辨,让我们看到了肃王系与其他宗藩在拥有道号方面的一致性,简单了解了肃王系崇道的特点和原因,这不仅为我们认知以明朝宗藩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道教信仰世界提供了良好视角,也为研究兰州乃至西北道教提供了基础史料,有助于道教的研究和发展。明肃王系,即肃庄王朱楧一脉。朱楧,明太祖朱元璋庶十四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汉王,二十五年(1392)改封肃王,次     

粤闽侨乡和海外华人的大宋三忠王信仰

大宋三忠王信仰是中国人、尤其是粤闽侨乡在纪念南宋末年的三位名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之爱国事迹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民间信仰。自明朝初年开始,粤闽侨乡以及台湾地区就陆续建起了很多供奉祭祀三人的庙宇,而三人也逐渐被人们赋予了宗教方面的功能并升格成神,承载了地方和宗族的相关历史记忆;后来,这一信仰又通过闽粤华侨尤其是闽南人的移民活动而传布至海外,这不仅使其所代表之精神得以在海外传承至今,而且海外相关庙宇对于这一神祇的供奉,也增进了海外华人的福祉、拉近了海外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距离,成为连结海内外乡谊的纽带。     

始青道境：大高玄殿与明世宗的信仰世界

明世宗崇信道教,为满足其道教信仰需求和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在西苑修建了皇家道观大高玄殿。作为御用道场,大高玄殿的建筑布局、殿堂配置与所奉神祇蕴含了丰富的道教信仰信息,体现了明世宗对道教的认知,以及修道成神、道法并重、亦神亦王、知恩报本的奉道理念。大高玄殿是明世宗修建的人间仙境,藉此构建了他的信仰世界。     

福州福寿宫摩尼教神祗探原

福州福寿官,原名明教文佛祖殿,为祭祀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而建,初建于宋.寺院主祀摩尼光佛和林瞪,左右配祀张真君、真武大帝,另有三十六护法神将;临水夫人殿、华光殿、大王殿三座偏殿,分别供奉临水夫人、华光大帝马天君和黄、赵二大王,另有观音阁,供奉观音菩萨.通过对福寿宫所供诸神之考察发现,福寿宫护法神祗来源于摩尼教、佛教、道教和当地民间信仰,四种神祗交互杂处.可见,福建摩尼教之民间宗教色彩极为浓厚,福寿宫无疑是一座受道教影响甚深的摩尼教寺院,更是当今世界上惟一幸存的配置完善的摩尼教寺院,堪称“摩尼教文化的活化石”.     

王铎《草书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与原帖之比较

魏晋时期,二王可谓今体草书之滥觞,尤其是王献之开创"一笔书",对后世草书的发展影响深远,经唐、宋、元直至晚明时期的"高堂大轴",草书达到了另一极致——将魏晋、唐、宋、元时期于手中把玩之精致小字,发展成悬挂于厅堂之内的大字草书,最为突出的便是王铎,特别是其临摹的数件《阁帖》作品,与原作认真比对后,受益匪浅。     

清乾嘉之际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地理分布与空间结构

本文对乾嘉之际白莲教起义的历史地理背景、白莲教"襄阳教团"之地理分布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襄阳教团"的地理分布分为襄阳城与樊城附近,以三合镇、双沟为中心的襄北平原及以黄龙垱为中心的襄东南低山丘陵区三大块地域.白莲教"襄阳教团"的空间结构可分为直接影响区域、间接影响区域及联系交流区域三个层次.直接影响区域的空间结构又可分为最高中心地、二级中心地及三级中心地三个层面.在白莲教的传播与空间扩散中,经济-贸易流动体系、短距离的移动及长距离的移民发挥着重要作用,可知"襄阳教团"中的经济-贸易体系与行政区划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尽相符之处.     

从明初庐山佛教信仰嬗变看国家宗教政策取向

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现实关联。明初扶持正统宗教与镇压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政策使庐山传统佛教信仰中心——东林寺由修复走向没落。而帝王在庐山的神灵塑造活动使天池寺骤然兴起,地方信仰在此基础上得到重构。明中后期,庐山天池寺的国家祭祀活动逐渐泛化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天池寺成为新的地方佛教信仰中心。这一个案说明明初宗教依附于政治,神权从属于皇权的政教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国家强化宗教控制的过程中,庐山佛教信仰中心的空间转换与信仰重构使地方信仰成功纳入新兴王朝规制之中,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宗教及地方社会的有力控制。     

明清时期城隍信仰的官民分途

城隍神本为民间俗神,道教将之纳入神灵系统。城隍信仰起源很早,至少从汉代开始就有了,如班固两都赋序云:"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①经过历代的发展,城隍信仰从明代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朱元璋"于临御之初,与天     

从御注道德真经看朱元璋的治国之道

朱元璋极力推崇《道德经》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它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在《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中,朱元璋把老子之学与现实的治国之道联系在一起,以"无为而治"为核心,以安民为本为基础,以少私寡欲为品德要求,以宽政简刑为理想方略,精心构建了一套精微高远的治国之道。     

明代的佛教道教治理及其启示

正一、明代治理佛教道教的措施明代的宗教政策措施以明初为代表,总体呈现重建与整顿的双重特征,形成了有明一代的宗教政策制度。(一)扶持与重建1.重用僧人、道士。明太祖朱元璋先后起用刘渊然、张友霖等修道有成的道士入朝为官,并把国家祭祀交给道士管理。他认为,僧人"文华灿烂""贴体孔门之学",应"求名     

论晚明居士佛学的思想特质及其效应--兼论晚明"狂禅"现象

禅教归净、性相会通、性悟事修相结合,构成了晚明时期佛教圆融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晚明佛教居士修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其佛学思考的基本导向。本文指出,晚明居士佛教由禅净并行而摄禅归净,由返经明教而学行并重,以及智慧与信仰齐举、修身与修性并重的思想特质,体现了晚明儒佛调和思潮下佛教经世务修的思想取向,并以此消解晚明盛行一时的“狂禅”现象。     

北京胡同里的清真寺

北京的清真寺以牛街礼拜寺和东四清真寺等最为著名，但是，在北京的胡同里还保留着一些始建于明、清时期的清真寺，虽然面积不大，却在附近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前门清真寺和南下坡清真寺就是其中的代表。 前门清真寺 前门清真寺又称笤帚胡同清真寺，坐落在居民稠密的前门外大栅栏繁华商业区。始建于明朝初年，清康熙年间重修。据史料记载，前门清真寺的建立与常遇春（１３３０—１３６９年）有关，常遇春是一位回族穆斯林的高级将领，曾辅佐朱元璋打天下，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明初在民间流传有“十大回回保大明”的佳话，十…     

简论宋濂思想的特色

<正>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浙江金华人,学者称潜溪先生。早在元末,他即已“藉然著闻”,“知名于时”。元至正二十一年,他正式应朱元璋之聘,由山林步入廓庙。从此,日受崇信,不断升迁,历任赞善大夫、翰林院学士、知制诏、《元史》修撰总裁等。他虽为文学侍从,但朱元璋常向他垂询国是,尊同太师。朱元璋常对宋濂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体,不亦美乎?”令取子孙官之,宋濂屡辞谢,不敢奉诏。(郑楷:《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首二)《明史》本传称“一代礼乐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全祖望谓其“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宋文宪公画像记》,《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     

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

一、刘基的生平刘某(1311—1375年),別字伯温,浙江青田县人。他生长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时代里。由于元朝統治阶級保留着氏族制末期的黑暗、落后和野蛮殘暴的特性,人民受到双重压迫,即部落压迫和阶級压迫。元朝部落貴族等貪污腐化,无情地屠杀和无止境地剝削,使得絕大多数农民无法再生活下去,激起农民反抗,逐渐形成了暴动和起义。公元一三二五年(元泰定帝泰定二年)河南息州就有赵丑斯、郭菩薩的起义,他們倡言弥勒佛下世为农民撑腰,蒙古王朝即被打倒。一三三七年(元順帝至元三年)广东增城县民朱光卿起义,接連着惠州归善县等地有人响应。同年,陈州人白莲教徒棒胡在河南信阳     

明清道教识略

道教在金元时期分衍宗派、各立教团、发展教义教规,扩充斋醮科仪,确曾一度十分活跃。但自明朝开国后,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为完成其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对宗教采取了利用与检朿相并用的政策,即优待其头面人物,而又控制其势力的发展。因此,道教之势渐趋减弱,不似已往之盛。但在明代也有特殊现象,这就是明世宗(公元1522——1566年)的崇尚道教;不过也只是短暂的兴道而已。纵观明清道教,虽在丹道方面有东派、西派的出现,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