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

近代日本以“神道非宗教论”为依据,使“信教自由”与“国教”(国家神道)相并存。不过,“神道非宗教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梳理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最初由真宗团体从“信教自由”立场出发而提起的“神道非宗教论”,在被政府以“神社非宗教论”的形式采纳后,逐渐从一种“防卫”措施发展成为“信教自由”前提下,国家神道“国教”化的理论依据,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盟军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中,“神道非宗教论”失去依附,最终不得不“销声敛迹”。这也意味着近代日本依据“神社非宗教论”所构筑的“世俗主义国家”彻底终结。     

朋霍费尔以“人格”概念为中心的基督论

基督论是基督教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人格”是基督论讨论中的核心概念。近代基督教思想家受启蒙哲学思想影响,探寻历史人物耶稣的史实性,耶稣被塑造成了一个具道德“人格性”的道德楷模。但近代的“人格”观念忽视了这一概念在古代的三一论、基督论讨论中获得的超越个体主义的维度。朋霍费尔回到古代教父哲学中的“人格”概念,在批评近代基督教思想的“人格性”基础上重塑了基督论,也在当代基督教思想史的背景中重新定义了“人格”概念。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伦理的积极作用——以佛教为例

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宗教伦理作为宗教世俗化的产物,在动员社会力量,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宗教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能问接地、潜在地影响社会发展,而体现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宗教伦理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其现代转换水平的高低,与宗教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     

再论“圣人以神道设教”:对“神道—时间性”的阐释

对礼和观意义的阐释以及据此显示出的神道—时间性共同构成了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整体结构。从这个整体结构出发可以显示神道—时间性的原初时间境域。圣人设教缘其事而显其时,因其时而行其事。所行循时,循时以天。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的天之神道据其本己的时间性开显了从天人相分到天人合一的可能。变与几微正是神道—时间性的显露,天道和人事在神道—时间性境域中得以合一,合一是结构上的统一性。同时,神道—时间性显露出的使得我们可以对天道如在的领会则隐含了孔子为宗教含义上的神所留下的余地。     

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少数民族上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观光团”为考察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代表民族地区政治权威的少数民族上层对以汉族为主体新生政权持有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推行。为此,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就成为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的重要途径。本文选择20世纪50年代彝族上层人士的一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新政权利用游览观光大城市和观光后的宣传教育来改变少数民族上层政治态度这一现象,试图探讨观光教育的实际效果,以及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的发展脉络。     

叶适的社会历史本体观——以“皇极”概念为中心

作为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叶适以经制言事功的思想有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坚实的本体论基础。永嘉学能与朱、陆相抗衡 ,就在于它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道学本体论又不同于心本论的社会历史本体观 ,而叶适用皇极一元的观念把这些思想整合为一体 ,加以系统化、哲理化 ,使之上升到了相当高的历史理性水平。前人语焉不详 ,这里愿抛砖引玉 ,供同仁参考。一、皇极一元论《水心别集》之“进卷”部分有一个明显的逻辑系统 ,这就是以“皇极”为中心 ,以“大学”、“中庸”为两翼 ,以君德、治势、国本、民事、财计、官法、士学、兵权等外王事功为叙事对…     

奥古斯丁论原始质料——以对柏拉图“载体”概念的延续和转变为中心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中对原始质料的论述,被认为是基督教对原始质料的经典论述。通过分析、比较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相关文本,一方面揭示出奥古斯丁的原始质料在形质论的层面上延续了柏拉图的“载体”概念,由此确立形质论在基督教宇宙论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表明奥古斯丁在创世论的层面上用无中造有的原始质料取代始终存在着的载体,由此塑造出基督教的创造宇宙论。     

宗教“神圣”论——以涂尔干的宗教学理论为中心

涂尔干是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宗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涂尔干将其社会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应用到澳洲原始宗教的研究中,对宗教的起源、构成等问题做出全面而缜密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宗教现象的社会属性。他探讨了宗教神圣的发生机制,以神圣与世俗的二元理论深刻阐述了宗教现象自成一类的特殊本质,以此对宗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作为宗教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范式,涂尔干的神圣理论在宗教现象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宗教研究的深入,涂尔干的理论范式也必将为新的理论所补充、完善和超越。     

“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再展开

20世纪80年代,国家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中欧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了北美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由此而来的挑战,杰索普吸收了系统理论、调节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试图在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从而达到了杰索普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构的顶峰。     

明初瑜伽寺来源考——以宁波地区为中心

宋元时期的佛教寺院一般分为禅、教(或作"讲")、律三种,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一改前代的分类惯例,将寺院分为禅、讲和瑜伽;与此相应,佛教僧侣也被分为禅僧、讲僧和专门操办佛教仪式的瑜伽僧。这一变化是中国佛教史和宗教社会史上的一大关节。本文对宁波府寺院入明前后分类的变化进行研究后发现,明初这一佛教改革并不是传统所认为的瑜伽寺对律寺的简单取代,而是涉及禅、讲、律寺的大规模变迁。总体上看,宁波府的瑜伽寺来源广泛,主要来自前代的讲寺,其次是甲乙律院;其成立过程与洪武、永乐时期寺院归并政策的施行和松动有着密切关系。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再论《黄帝四经》的成书时代——以方法论为中心

《黄帝四经》出土后,学界对其成书时代有很多讨论,所用的方法主要有分析文献引证情况来判定古书成书时代的文献学方法,和分析关键概念、语言运用的现代语言学方法,所得的结论有《黄帝四经》成书于先秦、两汉等不同意见。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图采用新的方法论,通过帛书的避讳、字体、抄本的书题、篇题、尾题等物质形态,分析《黄帝四经》抄本、底本时代。通过书籍文本的传播、流动,以及《黄帝四经》的君臣问答形式、格言体、韵文、思想等方面,得出《黄帝四经》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结论。     

重新认识“宗教与社会”——以宗教对欧美社会、国家的深层影响为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我们研究世界宗教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发,如经典作家一再强调:要从现实的社会、国家出发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问题;要把宗教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要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要以经验条件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本质,因为宗教意识形式总是与特定的国家形式、社会形式相联系的。这些重要的方法论观念,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深邃的历史感。而欧美学界流行已久、且有广泛影响的"宗教私人化""宗教世俗化"理论,却囿于短浅的历史观,长期误导人们淡化"宗教的社会性",轻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乃至无视宗教对社会、国家的重要影响。因而,我们确有必要通过回顾学术史,重新认识"宗教与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     

公孙龙子《名实论》新诠——以“物”概念为线索

《名实论》中,公孙龙以"物"和"实"为阐述其思想的初始概念,强调对"具体可感之物的实"的认知和推断必须满足"位其所位"的要求。这一"名实论"和庄子、荀子及墨家学派的皆有不同,具有非常独特的哲学意蕴。     

田野—历史—国家：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逻辑——以“家户制”概念为例

概念建构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田野政治学是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并以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建构为路径。以“家户制”概念为例,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内含三重逻辑：一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概念建构,注重从丰富的田野事实中提炼概念;二是基于历史根基的概念建构,强调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生成概念;三是基于国家治理的概念建构,侧重于从国家的微观基础视角产生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以立足中国场景为前提,其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也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渐进发展过程。未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还需在发展概念家族、强化现实取向、构建理论体系方面继续深化和拓展。     

黑格尔论道德与伦理——以《伦理体系》的欲望概念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伦理体系》中的欲望概念的研究,说明在道德与伦理之间有个重要的中介环节——欲望,黑格尔据此才能将两者贯通起来。欲望兼有道德与伦理这两个要素,富有辩证运动的特征,是推动道德进展到伦理的内在动力。欲望是分析道德何以能够进展到伦理的关键环节,由此才能理顺《伦理体系》在术语转换上的关系,进而说明黑格尔尝试提出自己的伦理观念的思路进程。在黑格尔那里,欲望有个体可感知的经验属性,是黑格尔试图将当时的实证研究贯彻于批判哲学的理论样态,并以此反对康德与费希特的形式主义德性论。与此同时,黑格尔也将形式性纳入经验的欲望中,用以弥补霍布斯与洛克在经验主义德性论上的缺陷,使道德升华为具有整体主义的伦理性,而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     

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

大一统是中国的根本政治价值,对其进行研究不能局限于《春秋》公羊学的抽象义理,也不能局限于边疆问题或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局部政治实践。本文重返秦汉大一统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解读其间发生的三场重要政治论辩、对话：秦统一之初的封建、郡县之辩;李斯反对淳于越,寻求学术一统的论述;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策问-对策。分析这些追求国家一统的实践性思想文本可以确认：大一统理念以推进国家整合为中心,包含空间、政治结构、精神与社会、时间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     

庄子美学初探——以范畴“大”为中心

庄子第一个在美学意义上提出了大这个范畴。庄子美学从属于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因此,这里的大与道含义基本相同,所以又称为大美。庄子把大与美进行了区分,认为大高于美。因为大体现了道的顺应自然规律,无限的力量,体现了纯粹的自由,体现了天道的自然无为、无所不能的力量,体现了不为一切有限事物所束缚的最大的自由。庄子所说的大美即无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