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义学研究新局的启动——论杨文会之思想开创意义

正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号拙道人,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其弟子尊称为"深柳大师",也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此盖缘清末知识界对佛教兴趣日增,甚多人信仰由儒归佛,诚如梁启超所言:"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乃杨文会。杨文会的思想取向守持传统,即"教宗贤首,行归弥陀"。他学佛"启自马鸣(相传《大乘起信论》之作者);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2]),因而具有诸宗圆融特征。在佛学义理方面,他主张"十宗"平     

近代华严宗僧教育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剧变,国人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恍然惊醒,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图强"的经世之道,并希望通过思想界的一场"革新"来达到"救国"的目的,儒学在这场思想变革运动中逐渐衰微。然而,随着儒学的衰落,近代佛教却迎来了复兴的契机。但当时佛教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却严重制约其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同在。在严酷的内外环境下,以月霞为代表的华严僧人们纷纷将兴办僧学作为复兴佛教的首要措施,他们所创办的华严学校为近代中国佛教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僧才,这些杰出的学僧们在近代佛教的复兴道路上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佛教释经家对儒道思想的简别

三教关系史上,天台、华严等宗的释经著作,真正揭明了佛教与儒、道二教在哲学思维上的差异性。释智顗区分了世间之实与出世间之实,他的“十法成乘”思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挑明了佛教区别于其他观念体系的个性。释澄观、释宗密以诸法唯心的佛法原理为立足点,指出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多之思与佛学思维存在根本不同。     

物质存在的佛教观

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一切哲学、宗教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佛教的物质观是缘起的观念,认为万事万物皆是因缘假聚,缘合则生,缘散则灭,即“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当这种缘起的观念和“无我”的思想相结合,便形成了佛教思想最显明的特色,也成为佛教思想与其它一切宗教、哲学相区别的标志。斯里兰卡鲁达纳长老《佛教的物质观》一文以科学分析的方法论述了佛教对物质世界的看法——“无我”的缘起观。     

华严之因果别义学说

因果学说是佛教的核心理论,华严宗的因果说则别具特色。本文在简要梳理佛教思想史上的各种因果学说的基础上,指出了华严宗因果学说的思想史背景和所面对的义理问题。与一般常见的华严因地果地说的研究不同,本文指出华严因果说的核心在于"六义说",并剖析了"六义"的内涵与意义。法藏等人运用"六义说"对此前的各种因果理论进行扬弃,奠定了华严学法界缘起、重重无尽说的哲学理论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剖析"六义"是解读华严义学的一把钥匙。此外,本文还通过比较华严学与唯识学因果学说的异同,间接回应了近代《起信论》论争中涉及因果问题的讨论。     

康有为、梁漱溟的儒佛观与人类终极存在之想象

康有为、梁漱溟是晚清民国推动传统儒学转化创新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学问与为人都极其反感,但是客观来看,两人有不少相似性:性格上两人都是狂者型思想家,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两人都有极深的影响,但是两人又都反对近代一度盛行的佛教救国论,认为儒学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他们都认为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即进入大同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会迎来佛教大盛的时代。两位大儒一定意义上都以佛学为人类存在之终极归宿,确实有些吊诡和匪夷所思。梁漱溟终身茹素,晚年一再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他是本着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发儒学的一些人生价值的。就对孔子儒学全面把握的广度、深度与推动儒学转化创新的贡献而言,康有为的历史影响要更大、更为深远。儒学是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其普遍价值与永恒魅力将"并三光而永光",康、梁以佛法为人类存在之归宿,只是想象。     

康德对井上圆了纯正哲学的影响

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圆了为了振兴佛教,借鉴康德哲学,把传统佛教改造为纯正哲学的理论体系。圆了受康德星云说的启发,提出了"宇宙轮化"说,以论证佛教因果循环说的"科学"性;正像康德以批判哲学统合唯物论与唯心论,圆了强调大乘佛教非有非空、亦有亦空的"中道之妙理"统合了物心两界,达到了哲理的"中正";圆了援引康德"物自体"的学说,主张有限相对的事物是可知的,无限绝对的本体是不可知的,只有大乘佛教才能与绝对无限的本体融合一致。井上圆了融会康德哲学与传统佛教而构建的纯正哲学对梁启超等以佛学义理诠释康德哲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通玄之“一真法界”思想及其对澄观的影响

在华严学与华严宗的思想史上,教外华严学者李通玄首次在华严哲学的范畴内使用了"一真法界"的概念。"一真法界"的概念在汉传论典中本出自唯识学,李通玄在注解《华严经》的过程中,逐步赋予其华严哲学的内涵。而"一真法界"思想在澄观等人的进一步充实与完善下,成为了华严宗的核心思想之一,最终与心真如相结合,由宗密发展成为"一心四法界"说。李通玄的"一真法界"思想,成为法藏之后华严哲学的又一个基础性理论,此思想与"理事无碍"的缘起观紧密相连,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地影响。     

居士善会庄子心——杨文会的《南华经发隐》

晚清杨文会居士撰写《南华经发隐》,谓其书"深者直达佛界",乃"从萨婆若海逆流而出"。在他看来,"鲲鹏变化"的"逍遥游"就是凡夫成佛譬喻,"丧我"乃为"齐物论"的关键所在,"心斋"乃孔门授受的破执之法、"超世之学",兀者王骀"深知真常不变之义"而又能"即体起用","女偊论道"如同佛教的顿渐修证和闻思修增上,"谋报浑沌"就是"还灭生死"而"转识成智"。杨文会还对《庄子》外杂篇中的其他六则寓言进行了佛学解读。杨文会的"发隐",使《庄子》在佛教话语系统中得到理解,也使他的佛学观念借着解说《庄子》的形式得到阐发。     

冯友兰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大乘起信论》研究

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视域中,中国佛教哲学特色鲜明,义理深刻。在梳理中国佛教"格义""教门""宗门"三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他重点分析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印度主流佛教及其传入中国后衍化而成的三论宗、唯识宗乃至神秀禅宗,其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而具有鲜明中国化特征且为中国佛教发展主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慧能禅宗等,其哲学思想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之核心,几乎都奠基于《大乘起信论》之"众生心"即"宇宙的心"概念及其思辨结构。这一"宇宙的心"的哲学思想及其展开对后来宋代理学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华严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基本异同——兼论方东美对西方哲学和华严哲学的圆融论断

大乘佛教中的华严哲学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莱宗教的西方哲学,产生于不同的思维土壤,呈现出哲学各个层面、各种维度的同与异。西方哲学和华严宗哲学从各自根本的观念出发,形成庞大而精密的理论体系,反映出本体论的异同。无论从思辨哲学还是宗教哲学的角度,两者的基本立场尽管不同,都试图克服和超越二元论思维模式,反映出宇宙论、知识论、目的论乃至价值论的异同。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采取圆融的论断,批判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二分"方法造成了知识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的"乖离",认同现代西方哲学强调本体与价值的统一。华严哲学兼容宗教、哲学和科学,这是能够与西方哲学圆融的基础。     

怎样认识佛教?

佛教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曾对亚洲许多国家的思想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全世界拥有近四亿信徒。而且由于佛教的某些理论正在逐步被近代科学实践所证实,佛教就愈来愈受到东西方科学家、哲学家和广大群众的尊重,教徒人数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一事实说明佛教是既具宗教形式,又有科学成分的一门学问。佛教教理中被近代科学所证明或赞同的观点愈来愈多。众所周知:宏观方面,“虚空世界不可穷尽”,已被天文学所接受;微观方面,“一滴水中八万四千虫”,已被显微镜所证实;“微尘可析乃至邻虚”,也与原子物理学的概念相符。总的说来,宇宙万物,“诸     

佛教哲学与佛教医学

佛教哲学是佛教独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佛教徒进行修持以期解脱的理论依据,也是佛教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石。深入研究佛教哲学与佛教医学的有机联系,必将促进哲学研究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一佛教哲学博大精深,其中,与佛教医学密切相关的有“四谛”、“缘起性空”“四大增损”、“五大归纳法”等内容。“四谛”是佛教的基本内容:四谛是说世间的苦(苦谛)和苦的原因,以及苦的消灭(灭谛)和灭苦的方法(道谛),谛的意义是真理。四谛所依据的哲学理论是“缘起性空”“缘起”,亦名缘生,是“因缘生起”的略称。缘,意为关系或条件,所谓缘起,即诸法由缘而起。也即宇宙一切事物和现象的     

李大钊易学思想及其早期哲学

李大钊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早期对易学有着独特体认和理解,并运用这种体认和理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认为周与易体现着体与用、常与变之"宇宙二相",吾人只要"以其不变应其变",就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实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的人生理想。他用太极、阴阳、变易等易学原理解释、说明进化论,并力图为进化论寻求形上学根据,使之更加合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用进化论来说明易学之阴阳、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从而升进了易学的变易观,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于近代。在他那里,实现了中学与西学、哲学与科学的有机对接。本文认为,在注重易学本身的发展、演化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像李大钊这种对易学援引、运用的研究,进而全面评估易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     

朱子“宇宙生成论”之检讨──试论朱子的天地生成论

朱熹关于天地生成的思想是其以理本体论为基础并结合天文学成果所进行的天文学研究,本属于天文学内容或自然哲学内容,但往往被现代学者视为宇宙生成论并作为朱熹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本文认为,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宇宙生成论问题在先秦哲学家庄子时业已得到消解,在南宋哲学家朱熹那里,他所探讨的只是天文学上具体的天和地的生成问题,即天地演化理论,可称之为“天地生成论”。     

韩国近代禅僧诠释华严学的特点——以龙城禅师的佛经翻译为中心

本文联系朝鲜后期佛教教学及译经出版情况,探讨韩国近代禅僧翻译、诠释华严学的特点。朝鲜时代佛教教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华严教学。18世纪《华严经疏钞》的刊行使华严学一度复兴,华严大家辈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后期华严教学一直处于"禅教两宗"体制下的禅宗影响中。华严大讲伯都是禅师出身,正是他们主导了朝鲜后期的华严教学。到了近代日本强占时期,华严教学沉滞,佛经的翻译出版无形中延续了华严教学,而此时译经的主体大部分仍是禅僧。实际上,禅师们的修行实践经验对他们理解教学理论是有着很大影响的。禅师们是以禅宗的修行观为基础理解华严学的,具有"以禅释教"倾向。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以禅宗为主的"禅教两宗"体制下,"以禅释教"是朝鲜后期至近代诠释华严学的主旋律。     

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

本文试图重构“西夏汉传佛教系统”,认为西夏佛教基础是辽代“圆教”信仰.此信仰基础来自于晚唐华严思想,可见西夏汉传佛教以“华严信仰”为主.西夏有两个佛教传统,即是“官方”佛教与“民间”佛教.前者最早传入西夏,思想基础为汉传佛教；藏传传统传入时代较晚,最初流传在民间.在西夏“判教”体系中,语言标准需要由“官方/民间”的标准加以补充.“官方/民间”佛教成为西夏佛教之“大传统”.     

康梁谭三家论静坐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家学术思想及人生经历与佛教渊源甚深,此三家又皆重静坐、止观等佛家修行实践。三家论静坐皆融汇儒佛,虽境界不高,然解行并重之学风诚为可贵。三家论静坐止观义先出儒家心学,融摄华严止观义;后梁谭二家皆有从华严转唯识之历程,颇好从生理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阐释传统静坐实践及义理,此举于传统身心修学道术之弘扬诚为方便善巧。     

佛教——一种特殊方式的心理治疗

1　佛教的基本思想及评价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生之苦形形色色 :生老病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1] ,总之 ,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 ,生存就是苦。因此 ,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2 ] 。佛教反复宣称 ,世间的一切不过是似乎存在的东西 ,“空”是宇宙的实相。只有体认到空的道理 ,才能达到觉悟解脱。佛教作为宗教 ,从根本上说 ,其哲学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 ,其本质是与科学相对立的。佛教对世界的认识 ,并不是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反映 ,多数是颠倒的、虚幻的反映[2 ] ,不能产生科学…     

从惠栋重构汉代象数宇宙图式看清代易学哲学的范式转换

惠栋对乾嘉时期甚至整个清代学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局面,在由"宋学"向"汉学"以的范式转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易学而言,"汉易"以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为主要特征,"宋易"以偏于人道之人文哲学为主要特征。本文认为,惠栋在西学东传、中西互交的时代思潮下,试图重构汉代象数宇宙图式,包括宇宙生成图式和宇宙变化图式,最终以落实宇宙大合的价值为旨归,由此推动了乾嘉时期易学研究从偏于人道之人文哲学向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的范式转化。乾嘉之后,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思想占主流地位,甚至影响了近代学术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