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阶层差异：自我与他人的双重视角

为了探究个体自身与他人的社会阶层对个体在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问卷和实验研究来考察自身阶层的行为效应、互动对象阶层的调节效应以及信任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低阶层者倾向于比高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2）感知到的互动对象阶层对不同阶层个体的合作行为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3）个体对互动对象的信任水平（即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对此调节效应起到中介作用。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 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 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 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 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 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 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宗教信仰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据此研究者提出“信仰-亲社会假设”试图证实两者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从研究方法、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三个方面对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和评述。在研究早期, 研究者主要考察宗教信仰的归属身份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而近年来, 研究者则越来越关注信仰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信仰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受到信仰程度、文化背景、信仰认知和信仰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有效控制宗教信仰身份对亲社会测量的影响, 明确宗教信仰的操作性定义并改进相关的测量指标, 关注精神性的作用机制、“信仰-亲社会假设”的跨文化效应以及信仰概念对非宗教信仰群体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和人际信任

许多研究均认为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信任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模式。本文将人际信任具体区分为亲缘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指出信任水平从亲缘、熟人到外人依次降低,并且宗教信仰对不同的人际信任类型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对2007年居民文化生活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无论哪一种宗教信仰归属都不会显著增强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的水平,比如佛教徒、道教徒的亲缘信任、熟人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信仰者;但是宗教信仰可以显著增强普遍的外人信任,比如佛、道教和基督宗教都能显著提高外人信任;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和宗教活动参与频率也能够提高信任水平。另外,基督宗教比佛、道教具有更高的教内信任程度。     

组织内信任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效应

通过问卷调查,对组织内信任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通过建构6个嵌套模型和2个非嵌套模型,将其与假设模型进行比较验证研究假设。结果表明,个体对于直接领导、同事和高层管理者的信任都会对个体的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并且彼此间的效应相互独立,彼此互补。同时,研究也讨论了多种不同信任对个体工作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个体对不同对象知觉对其行为复杂影响,并发现对高层管理者信任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效应部分由对直接领导的信任中介     

积极情绪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的进展

积极情绪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有密切的关系。首先,积极情绪不仅能够降低传染性疾病的感染风险,能够影响非传染性疾病病情、病程及死亡率。其次,积极情绪能够降低个体的心理易感性,使个体更好的应对负性或压力事件。最后,现有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社会交往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现存的直接效应模型和压力缓冲模型解释了积极情绪直接和间接促进健康的机制。未来的研究还需在研究方法和模型完善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社会拥挤对自我提升类产品偏好的影响

本文通过3个实验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系统分析, 研究了社会拥挤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结果发现社会拥挤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对自我提升类产品的偏好, 自我提升需求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 社会公平感知和地区就业率对社会拥挤的这一偏好增强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即当个体感知社会公平性高或身处低就业率地区时, 社会拥挤对自我提升类产品偏好的促进作用会被强化; 反之, 主效应会被削弱。     

阶层流动的“双刃剑”效应及其心理机制

阶层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人们普遍预期,向上流动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近期研究也表明,向上流动还可能损害个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使人们低估和容忍社会不平等,并反对再分配。地位认同、贫富归因倾向以及系统公正信念能够解释向上流动的双刃剑效应。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向上流动感知的具体表现,深入考察向上流动影响的心理机制,探索促进阶层流动积极效应发挥的干预方法。     

从信任违背到信任修复:道德情绪的作用机制

早期学者已经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信任违背的原因及修复方式。近年来,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引起了重点关注,但是情绪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未得到解答。当前的研究主要从情绪影响信任的线索依赖效应和离散情绪(内疚、羞愧、愤怒、悲伤等)对信任修复的影响这两个角度着手研究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内疚和共情两种道德情绪是影响信任修复最重要的情绪因素:内疚能够促进受信方做出补偿行为,共情能够促进信任方宽恕他人。基于此构建了道德情绪的信任修复模型,并考虑了目标线索和信任方的特质性宽恕的调节作用。同时建议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其他离散情绪尤其是道德情绪对信任修复的作用,并关注情境与情绪的交互作用。     

阶层流动的“双刃剑”效应及其心理机制

阶层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人们普遍预期,向上流动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近期研究也表明,向上流动还可能损害个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使人们低估和容忍社会不平等,并反对再分配。地位认同、贫富归因倾向以及系统公正信念能够解释向上流动的双刃剑效应。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向上流动感知的具体表现,深入考察向上流动影响的心理机制,探索促进阶层流动积极效应发挥的干预方法。     

宗教信仰、社会支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GSS2015数据实证分析了宗教信仰、社会支持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根据对现有数据的分析,宗教信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第二,社交活动频繁者更幸福,其中来自亲朋的社会支持能够显著促进幸福感的提升,但是来自近邻的支持并不能显著影响幸福感。第三,总体来看,社会支持力度对于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未来在坚定文化自信,发挥宗教文化的"教化"作用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社会支持力度的"调节器"作用。     

信任的跨文化差异研究：视角与方法

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其相关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个体在一般信任水平,信任的建立方式,信任的种类及信任修复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信任存在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体对线索的提取方式不同、所处社会文化情境不同及文化的变迁。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信任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其中卡片分类与深度访谈相结合法、“桌面游戏”法最受研究者的青睐。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查信任的本土化概念,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下个体的人际信任建立的问题。     

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及其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叠音人名是一种特有的人名形式,但鲜有研究考察其心理特征。本研究通过4个实验探讨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及其对人际信任的作用机制。实验1采用特质推断指标,结果发现个体认为叠音人名的主人更像婴儿。实验2采用反应类别指标,结果表明叠音人名产生了更强烈的积极情绪。实验3表明叠音人名不影响人际信任。实验4表明在获得正性反馈后,个体不会增加对叠音人名个体的人际信任;在获得负性反馈后,个体则会减少对叠音人名个体的人际信任。上述结果表明,叠音人名可以引发婴儿图式效应,叠音人名与结果反馈类型共同影响人际信任。     

网络社会排斥对抑郁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讨网络社会排斥对抑郁的影响以及自尊和正念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采用网络社会排斥问卷、自尊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对64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网络社会排斥不仅能直接影响抑郁,还能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2）正念能够调节网络社会排斥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及自尊的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体而言,网络社会排斥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在低正念个体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种消极的人际关系体验,网络社会排斥会增加个体抑郁的风险,而正念能够弱化网络社会排斥的消极影响。     

亲亲为大，亲贤仍重：亲疏关系、人情取向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本文基于以往理论,提炼出人际交往中影响信任的两大因素：关系因素和个人特质因素,通过两个情景启动实验尝试探索亲疏关系、可信赖特质（能力、善意和诚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亲疏关系除了可以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之外,还可以通过感知被信任者的可信赖特质产生间接影响。此外,个体的人情取向可以分别调节亲疏关系对感知被信任者的能力、诚信特质的效应和通过感知被信任者的能力、诚信特质影响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并且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关系网中的熟人。本研究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在多元文化交融下的人际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老年幸福实现的伦理基础及制度保障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幸福是老年这一特定人生阶段的幸福,它以老年个体的存在为形式,关涉到老年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老年人的主观体验感受和整体生活实践。老年幸福实现的伦理基础就在于幸福权的确立、社会正义的实现和老年需求的满足。老年幸福的实现离不开制度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落实养老政策、完善老年权益实体法律制度和完善老年权益程序法律制度。     

重复信任博弈的决策过程与结果评价

“信任他人或者不信任他人?”是社会互动中经常面临一种行为决择, 直接影响着个体的社会生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信号机制, 信任是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石, 它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易化合作行为。为了探究个体在信任互动情境下大脑活动变化的时间动态特征,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记录了20名健康被试(充当信任者)完成重复性信任博弈任务(repeated Trust Game, rTG)时的脑电成分。行为结果发现个体选择信任的比例显著高于几率水平。电生理学结果表明, 决策阶段中不信任选择比信任选择诱发了更正的P2成分(150~250 ms), 差异波溯源分析定位于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 BA 46)和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BA 46)。反馈阶段中损失反馈比获益反馈诱发了更负的FRN成分(200~300 ms), 而获益反馈比损失反馈诱发了更短的P300潜伏期。本研究为理解人类信任博弈过程的动态加工时程提供了初步的神经电生理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