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康德尊严观的重新阐释

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的人性公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的尊严观。由于对人性公式的片面理解,生命伦理学中的"康德主义"否定人类尊严的平等性,遮蔽了康德的尊严概念本应具有的重要理论功能。人性公式论述的是尊严的道德要求,而非尊严的基础。构建康德的尊严观,需要超越人性公式之外对康德的尊严理论进行阐释。通过分析人性、人格和道德自主等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可以得出以下推论:人类个体的尊严并非来自于个体自主选择的能力,而是来自于个体对人类整体尊严的分享;人类整体的尊严来自人类道德自主的潜力,而非已表现出的能力。这样的尊严观恰恰认可并论证了尊严概念在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所承担的不同于以往的功能,并有助于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美德伦理的西方镜像与中国视差——江畅《西方德性思想史》唱序

正一、引言:道德/伦理类型学星座中的美德伦理如果说,作为一种人类自律的基本方式,道德/伦理最为典型也最为内在地体现了人类理解并把握自身生活世界——包括其经验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主体自觉性,那么,在诸种不同类型的道德/伦理中,最能充分彰显人类道德主体性的当属美德伦理无疑了。一般而言,相较于法律和政治,道德/伦理更能彰显人类自身的意志自由;相较于宗教神学,道德/伦理更能确保康德所说的"属     

康德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吗——评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式解读

在功利主义内部一直存在一种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功利主义式解读的倾向,在当代,此种解读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伦理学家R.M.黑尔。这种功利主义式解读在于功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康德对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的区分及对客观目的的强调,从而将行动和行动者道德属性的理解局限于主观目的。这种分歧又体现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分别代表着两种实现道德准则普遍化的方案。事实上,康德所代表的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的契约论传统。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出版

正B.威廉斯著、陈嘉映译《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于2017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威廉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书中,威廉斯检讨了伦理学的几种代表理论,如亚里士多德传统、功利主义传统和康德传统,指出传统伦理学都是以反思为特征的,它们认为通过反思可以发现道德生活的真实面貌。但是威廉斯指出,伦理学反思的对象应当是人的伦理生活,而不应是人的伦理反思。若把伦理学定位为后者,并且一定要在理论起点上为人的伦     

伦理价值背后的“理性”与“生命”——奥伊肯的中国伦理观及其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批判

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是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他重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并在价值评判上与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产生了分歧。他通过对康德哲学真理观的批判,反对认识主体与道德主体的分裂;通过分析黑格尔哲学的伦理观,反对国家伦理对个体价值的压制。他肯定了儒家伦理中的整体性与超越性,在后启蒙的视野中对儒家伦理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和追问方式。     

道德哲学概念阐释

道德哲学概念只有在道德概念出现之后才有可能.“道德”是在人的主观自由的精神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绝对的、权威的、直接的伦理习俗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不同于传统伦理习俗的“伦理”.这种“伦理”已经不是传统的未经反思的直接的“伦理”,而是取得了主观思维形式的新的“伦理”——“道德”.在本质上,道德的哲学本性在于它的反思建构性,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就是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是第一个道德哲学形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形态,与前康德道德哲学形态不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先验纯粹的“道德哲学”形态.     

西方道德解脱理论述评

道德解脱机制是一系列使道德自我调整过程无效的认知机制,对这个机制的研究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个体经常在做非伦理决策时没有明显的负罪感或自责心理。基于对道德解脱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分类总结了道德解脱的具体作用机制,从伦理决策过程角度分析道德解脱机制对个体和组织伦理决策的影响,并立足中国的特殊情境对道德解脱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展望,强调组织领域的道德解脱研究将有利于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组织伦理建设。     

当代道德规范性研究与人工智能伦理设计

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道义论是当前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道德抉择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以上理论的应用均遭遇了困境。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正是类似的困境曾导致规范伦理学的衰落。当代规范性研究中的康德式理论对相关理论困难均给出充分回应，有力推动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也有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康德式理论具有共同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保证了由这类理论所构建的伦理原则可以具有一致性和实践可操作性。格沃斯和斯坎伦是当代康德式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尝试确立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不侵犯原则、平等原则和援助原则。三个原则对任何道德主体间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给出了清晰阐释，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给出明确指导。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黑格尔社会伦理思想探析

面对市民社会私立战场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康德走上了以绝对义务和道德个体自治为核心的道德哲学路径,但他的伦理学最终却成为一种取消了特殊性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在批判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上,黑格尔将现实的社会世界纳入到其绝对精神的实现过程,建立了一套客观的、必然的理性主义社会伦理学,其伦理学强调伦理秩序对个体生活的优先性,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由于其哲学体系的理性基础规定性,黑格尔的社会伦理思想带有强烈的先验理性色彩,限制了人类改造社会的能动性。     

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

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以他关于“道德法”和“伦理法”的区分以及对康德道德理论的批判而著名.本文的作者Mlen W.伍德从黑格尔早期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切入,以《自然法论文》、《精神现象学》以及《法哲学原理》为主要文本,较为系统地阐发了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作者认为,黑格尔虽然批判了道德观点的空洞性、抽象性,但是赞同道德是伦理生活的一个方面和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而言,道德不是形而上学的假设,它要在伦理生活中获得实现.黑格尔与康德的伦理思想并不完全对立,他们共享着同样的伦理价值、理性自治,只是黑格尔试图在康德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使道德走出主观性的应该、把伦理价值与社会和历史现实联系起来.     

后现代伦理话语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现代性道德合法性危机标志着道德形而上学走到了黄昏,后现代主义解构了道德本体论,把个人情感、欲望、意志等合理性感性因素整合进道德人格结构与功能中去,道德回归生活本身,生活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解构了"宏大叙事"总体化道德努力,道德话语权的个体回归使每个人都能在道德的世界自由而充分的生长,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解构了"同一性"普遍化道德,摆脱道德形而上学的纠缠,在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中进行自由的道德选择.在我国满载张力和快速节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建构,既要实现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又要汲取西方后现代主义对道德形而上学远见卓识的批评,惟有如此,我们的伦理世界更加丰富,更加成熟,从而超越现代性而后现代化.     

糟糕的康德:伊格尔顿伦理美学的起点

伊格尔顿认为,康德的道德法则仅仅在形式而不是内容上模仿了审美,他还在拉康思想的启发之下将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归入"象征界伦理学",因为那种纯粹形式的道德律近似于拉康的象征界秩序。康德反对英国经验主义基于摹仿的伦理观念,但伊格尔顿指出,康德那种纯粹形式主义的伦理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南辕北辙的,抽象法则不是人类的目的,人的价值应当像艺术品一样,既是类存在也是个体存在。道德法则、美学以及人本身,这三者只以自身为目的。最终伊格尔顿提出,考察文学艺术的美学与人类学价值,必须重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     

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何以可能——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机器学习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在传统与现代伦理学之间 ——西季威克伦理思想述评

西季威克的伦理思想不仅完善了功利主义,而且还提出了独特的直觉主义伦理思想.而这一崭新的思想又是同他深化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康德实践伦理学,特别是康德的实践理性直接相关的.因此,在西季威克的伦理思想中,不仅能够看到西方现代伦理学的雏形,而且能看到传统西方伦理思想的深化.从这一意义上说,西季威克是西方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道德”与“伦理”之间 ——论康德与福柯的晚期斯多亚情节之殊异

康德对晚期斯多亚派的"道德"继承和福柯对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研究既体现了各自的理论旨趣①,也印证了二人在启蒙问题上的根本歧见和所处境遇的历史差异。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康德道德学的伦理因素与福柯伦理学的道德因素。同晚期斯多亚派一样,康德、福柯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现时性的反思态度对待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到来,并在古代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在的比较、运思中,分别从正当之善与生活之善的角度赋予其"道德"或"伦理"以深沉的历时性意义。     

孝与廉的伦理基础及现代重建——基于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对比视角

"孝廉文化"即孝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统称。孝与廉的伦理基础是义务论,义务意味着一种"绝对道德律令"。义务论为人类社会生活规定了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反,功利主义给出了另一种判断人类生活行为的准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功利主义异化成为非孝文化与腐败文化的理论基础。当前我们应对孝廉文化进行现代重建,将孝与廉作为义务写入法律规定,明确梳理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关系,构建孝廉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拓展孝廉文化建设之载体。     

德性与伦理规范刍议

道德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某种道德的普适性,也不表明当今社会毋须对普适伦理的寻求.康德的道德既是德性又是规范性;既是道德主体之自觉,又含有道德本体之意味,两者是内在统一的.然而,西方社会因历来政治、法律重于伦理道德,更多的表现为外在的规范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之不同,是以内在规范和道德自觉之统一为其特征.传统的规范性道德理论,面临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道德无序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德性伦理的复兴,并不排斥伦理规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规范,使德性和规范在更高的层面得到内在统一.     

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评彭定光教授新著《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人类的政治生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等级到平等、从强权统治到多元治理的转向,无不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康德语）在道德与政治相互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彭定光教授独著的《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一书从伦理维度审视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