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大数据与社会风险预警

增强全面驾驭风险的本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要求。社会风险预警是社会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基于社会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已经陷入停滞,新时代的社会风险预警需要厘清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机理,区分社会风险的类型,建立持续、有效、可靠的数据来源,界定社会风险预警的适应情境。大数据的兴起、信访的泛化和网络信访的广泛推行为发展基于信访大数据的社会风险预警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此,需要加强网络信访数据的开发与利用,倡导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促进信访数据去敏感化、信访制度去神秘化,发展信访部门与学术机构、商业公司的深度合作,推动信访办理走向信访治理。     

推进开放政府数据:提升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

开放政府数据能够助力政府实现公共治理变革。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均在进行开放政府数据工作,但目前存在开放数据量少、质量不高、再利用性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缺乏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有关,因此,探索如何提升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极为必要。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开放政府数据的现状与美国的案例,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探索首席信息官制度、加强数据脱敏等工作、推动法制建设等方式来加强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从而将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工作落于实处,充分发挥政府大数据的巨大价值。     

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的比较价值在于它的治理方式与我国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治理体系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且也走过了一条渐进式转型与改革之路,这种相似案例的比较在相关的案例设计和比较框架中最容易离析出量性差异或可操作性经验。两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相同之处表现在: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国家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两国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建立责任型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新加坡的改革更早也更为深入和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相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功能-职责”视角下政府机构的改革过程与发展目标

政府机构改革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创新的现实体现。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功能优化与职责重构双重作用的结果。功能优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职责重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在动因。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前后衔接、逐层递进、相互联系的改革进程,各次改革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根据“功能-职责”的发生动因,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演进逻辑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展现：功能优化导向的行政性改革、职责重构导向的适应性改革、“功能-职责”共进导向的治理性改革。基于“功能-职责”的双重动因,梳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将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归纳为：一是立足现实国情并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更好推动政府创新;二是坚持行政权力的有限集中与适度下放,优化政策过程;三是根据时代发展逐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整体性视角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四是机构改革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规律,但也不能局限于固定的周期之中;五是补足政府治理的现实短板,通过机构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综合发展。     

我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历程、重点和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组织制度、运行制度、工作制度改革创新的历程,分析了制度变迁在促进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开放透明、强化服务等方面的功能。然后阐述了新一届国务院实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的重点领域,揭示了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在重新定位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经济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内在逻辑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最后对下一步行政管理制度将围绕治理体系现代化、大数据科技应用、生态管理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创新作了展望。     

统筹发展和安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职能是机构设置和机构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推动发展和维护安全是国家治理的两大职能，也是推进机构改革需要统筹考虑的两大因素；科学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构成推进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构建一个“对象-过程-主体”的风险防控分析框架，强调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瞄准以新兴重大风险为重点的全局性风险，坚持以风险监管为重点的全周期管理，坚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重点的全领域联动。运用该分析框架对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导向：改革的重点目标是防控科技、金融、数据、政治、社会等重点领域的重大新兴风险，重要任务是加强综合风险监管以解决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等问题，根本保证是以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来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论推进宗教治理现代化

<正>宗教治理是社会治理在宗教领域的表现，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将宗教治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是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的有效路径，更是健全社会治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宗教,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北大核心CSSCISSCI

8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其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其赢、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分析

机构改革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动力,建国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都尤为注重党政机构体系设置。改革开放前,针对政府机构数量繁多,部门重叠等情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国家发展需求,聚焦于政府职能等问题,我国共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本文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纵向考量我国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立足于政府改革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以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聚焦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历次改革的内容,从机构改革动力、改革内容、推进方式、改革路径这四个方面,梳理历次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分析阐述机构改革的内在机理,挖掘实验主义与整体设计治理下,历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机理,以探究我国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再造:价值重塑与制度变革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改革的耦合是当前行政学界的重大议题。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从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实现"政府再造"。未来的行政价值应当能够有效承接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核心政治价值,着重树立服务、效能、法治、合作四个行政价值理念。在政府制度变革方面,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制度、分权化制度、扁平化制度和信息化制度等四个重要领域。     

宗教,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正8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公共管理创新的重大探索——对2023年机构改革的理论分析

202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九轮机构改革拉开帷幕。改革方案凸显了现代政府治理的本质要求,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在组织、职能、任务中做出制度性安排,将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战略目标落实到改革工作之中,推进科技体制、数字化建设、公共服务、民生保障、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结构优化和流程重塑,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机构改革在整体性治理与专业化管理、技术驱动与管理创新、地方先行与全面推进、战略目标与分步实施等辩证关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既有本国鲜明特色、又有国际经验借鉴,是中国式现代化公共管理的重大创新。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加强宗教信息化建设 提升宗教工作水平

正一、充分认识加强宗教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提出了要求。他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     

机构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建国以来的中国

我国机构改革内含着深刻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意蕴。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有为且有限的政府,其中有为指向国家能力建设,有限指向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新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前30年里,交织着革命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张力,且革命逻辑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重返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改革化约为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落实为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承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以机构改革为载体,优化政治权力的内部配置,建设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厘清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建设中国监管国家;以央地关系的调整来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中国税收国家,这三者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维度。     

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互联网宗教治理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推进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互联网宗教安全事关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局。在互联网宗教治理领域应坚持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要构建互联网宗教治理的制度规范,依法治理互联网宗教。在互联网宗教的综合治理格局中,政府要落实监管责任,平台要承担主体责任。要完善互联网宗教内容审核把关和监督检查机制,加强互联网宗教内容建设,推动宗教信息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大数据方法和思维,打造互联网宗教大数据分析平台,建立互联网宗教重大事件预警和舆情引导机制,坚持综合治理,推动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建设,是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基层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正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治理不容忽视。基层宗教治理是宗教治理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层面。推进基层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处理好多元主体之间、宗教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政府行政管理与宗教组织自我治理等方面的关系。同时,     

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网络型服务治理

社会治理有多方面的含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层面是服务,这既包括对有需要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直接服务,也包括以改善他们的困境而进行的政策倡导。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其发挥治理功能的机制是网络型服务。社会工作机构要真正有效地发挥网络型服务治理功能,需要政府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工作机构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而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会促进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略论“专车”监管的法治化

专车服务业是兼具创新型产业特征和共享经济特征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交通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基本照搬了传统出租车的监管模式,使专车丧失了共享经济内核以及互联网特性,显现出在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方式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具体监管活动与法治价值的脱节。本文认为,专车监管的法治化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寻求各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协调互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法治的价值引领,从尊重市场规律、强化社会监管、拥抱技术革命等契合深化改革的维度,去探索符合法治的专车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