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追求正当性的发展伦理原则探析

肯定财富追求的正当性具有历史理论渊源.发展伦理学普遍原则为现代人类财富困境提供道德支撑,为规范人们的物质财富行为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伦理评价准则.发展伦理人道原则是财富追求正当性的道德立论来源,发展伦理的责任原则具有财富追求正当性的道德规范和约束功能.发展伦理的和谐原则为财富追求正当性提供价值终极目的.     

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边界

从人类与动物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异、人类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与价值秩序、人类与动物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三个角度可以厘清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关系的基础;以目的正当性、手段正当性、结果正当性作为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评价标准,能够为人类利用动物提供道德正当性辩护;以人类生存原则、人类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人类有限发展原则作为动物利用的伦理边界,可以为动物利用的实践提供明确而有效的理论支撑。     

善与正当性: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

文章从善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来探讨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区分了作为事物之属性的善与实体之善,认为在孟子那里善是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的范畴,分析了善内在关联于人与世界的意义创生的深层含义;考察了正当性的双重意义,即个人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和政治领域内的正当性,指出孟子并没有将这两者加以清晰区分;并且指出善更多地具有作为整体的实质的价值意义,而正当则更多地是一个单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概念,并且往往带有较强的形式色彩,其基本含义与一定的原则、规范相一致。在上述区分和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初步厘清了善与正当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孟子是如何将具有形式意义的正当性加以落实的,最终得出正当性从客观的天命落入行为主体的理性自觉之自主性中的结论。     

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

政治的正当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解释范式,主要经历了从政治正当性的伦理学解释范式、政治正当性的社会学解释范式,到价值与制度安排相统一的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价值与制度安排相统一的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是现代人类社会安排政治生活秩序的文明趋势与方向,其真正确立的根本标志是宪政制度的建立.因此,所谓现代政治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在现代宪政制度基础上的一整套政治哲学、政治理念、政治文化和制度安排的集成.究政是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制度创制.     

诚信道德正当性的理论辩护——从德性论、义务论、功利论的诚信伦理思想谈起

人的理性、意识、思想等特征,使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行动的价值理由,人的生活和行为需要某种价值的支撑和文化的归属。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中的价值特性,决定了其对行为规则正当性的诉求。毋庸置疑,社会倡导人们遵守和信奉诚信道德以及诚信要获得社会成员忠诚地遵守,首先需要解决诚信道德的正当性问题,以增强社会成员对诚实信用这一道德价值原则的诚服和践行的动力。本文拟从德性论、义务论、功利论的伦理思想的三个维度为诚信道德的正当性作出理论的辩护。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试论政治哲学的价值意蕴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社会最深层本质和规律的提炼与把握,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为人们认识和反思政治社会的正当性提供价值评判标准和方法基础,是政治理论体系的最高发展.其基本的学理范畴则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并由此显现政治哲学的独特功效.     

宪政的伦理基础及其社会价值追求

宪政伦理是指宪政的正当性及其道德意蕴.宪政的正当性来源于人类个体固有的最高价值--人的尊严,宪政制度生存的正当性基础即在于它是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本质力量的全面发挥,是人之生存所内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性表达.终极关怀是人类最终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和彻底解放所需要的最高关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政伦理在社会雏度所具有的道德意蕴就是人的解放,而在社会中保障人的应有权利则是人的解放的具体途径.     

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公民伦理——兼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力图把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置于其历史理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来思考其限度及趋向。在康德历史理性的言说中,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康德对于用“有限理性存在者”来对其公民伦理思想进行限定,一方面基于康德公民伦理思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理性理论,另一方面出于他对卢梭的法权哲学原则的呼应。从价值趋向、交往结构、制度规范、内在德性、权利属性、外在环境等方面对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察知康德公民伦理思想的趋向也体现为世界公民状态。     

规范的正当性如何可能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

科尔斯戈德在梳理近代以来规范性论证的四种方案中,以"实践同一性"基础上"目的王国"的创建作为沟通"绝对命令"与"道德法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不仅论证了规范的正当性,而且激活与推进了康德伦理学。如果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来考察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还可以有效地回应柯亨等人对科尔斯戈德的质疑。     

论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性与神圣实体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三卷第5章中提出了“主动理性”的概念。关于“主动理性是什么”以及“主动理性与人的理性是何种关系”的争论从古代的漫步学派延续至当代，从未停歇。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解释认为主动理性是人的理性灵魂的内在部分，以阿芙罗蒂西亚的亚历山大为代表的解释认为主动理性是与人的灵魂和身体相分离的神圣实体，而当代的物理主义者认为主动理性仅仅是亚里士多德解释理性活动的理论预设。本文支持一种经过更新的“主动理性是神圣实体”的解释。它表明，《形而上学》十二卷第6—9章补充了《论灵魂》第三卷第5章的内容；主动理性不是形式和知识的全体，也不是理性活动的普遍动力原则，而是在作为宇宙的“原初动力因”和“最终目的因”的意义上“制造”了可思对象和人的理性活动。     

论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正义

"什么是正义"与"正义如何产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表达主体的伦理意识;后者追寻正义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试图给予"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以永恒和普世的答案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正义的形成逻辑预制了正义的相对性。正义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在特定价值关系中人的言行方式及其后果所具有的正当性,是衡量和评价行动是否符合一定价值关系框架中的共享规则的结果。正义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实践主体拥有被限制和规范的自由;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关系;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实践主体以契约形式形成共享行为规则,从而推动正义由个体观念走向正义共识。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在于规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匮乏。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守范?失范?——作为参照点的社会规范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作为参照点的社会规范指个体为实现群体目标保持活动一致性所建立起来的、视为决策与判断标准的规范。社会规范研究经历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转变过程。其对决策行为影响的解释机制包括预期理论、后悔理论、"齐当别"抉择模型、程数说和三参照点理论等,能较好解释避税、见死不救与医患冲突等现象。今后研究注意结合社会认知角度,实现研究思想与范式的转变,侧重探索多重参照点、群体决策机制,丰富跨文化研究等,为转型期的守范与失范行为提供科学的解释。     

试论政治哲学的人性预设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的"价值人"作为其政治人性预设,并以此为现实的和逻辑的起点推演政治哲学的价值原则,进而在价值层面上描绘政治自由的蓝图,设定政治平等的路径,规范政治民主的图式,也为政治文明的构建提供价值导向,奠定理论基础.     

理性行动-社会认同整合性集体行动模型

为探究理性行动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两大社会心理学宏论对于个体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的共同解释力,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效能和社会规范作为态度和行动倾向的中介变量,在不同情境下对行动倾向的作用不同,符合理性行动原则;内部动机作为态度和效能、社会规范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受到学校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对遵从规范行为的解释;回归分析验证了不同水平认同对行动倾向作用程度的差异,整合模型则揭示了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结论：理性行动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可彼此互补成为集体行动参与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生命尊严的确立和制度化

人的生命尊严在基督教有完整论证,但其证立需借助神性。理性尊严观、德性尊严观、自主尊严观等确立了人的内在尊严,但同时排除了人的生命尊严。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一方面频繁使用"生命尊严";另一方面对"尊严"循理性主义解释,导致"尊严无用论"和"尊重取代论"出现。人的生命尊严亟需哲学论证。人与万物的物质差异是生命尊严的存在论基础;人与人之间对生命之至上性、关键权益性、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价值互认是生命尊严的价值论根据。我国生命尊严的制度化有长足进步,但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还面临许多威胁,把生命尊严作为一项制度伦理原则十分必要。     

“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何以可能——哈贝马斯对哈特法哲学的批判与修缮

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哈特力主道德与法律在概念上无必然联系的分离命题,持"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模式,把正当性萎缩成形式程序的合法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他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从基本立场、论证模式、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来批判与修缮哈特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其"重建式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为我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企业、经济伦理创新的依据:从“为什么”到“如何”的思考

对企业、经济伦理创新依据的完整思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为什么"和"如何",而且两者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什么"强调的是认识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描述:"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就前者而言,包括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化三个元素,这也可以看作是事实依据;而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同样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的相互支撑关系;综合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这些可看作是理论依据。"如何"强调的是操作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应该怎么做",这涉及五个伦理原则:尊重、平衡、公正、开放、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