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与闽台方言字典

近代来闽台地区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提高传教效率,针对闽台地区的闽南语和福州话这两大区域方言,编撰了一定数量的闽南腔方言字典和榕腔方言字典.这些方言字典保存了大量闽台方言中业已流变的古音,创制了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闽南白话字的产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闽台地区的文化教育.     

《圣经》汉译版本之最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原文为希伯莱文,共有39卷。“新约”原为希腊文,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4个部分,共有27卷,是耶稣的门徒等著述的汇编。在19世纪以前,《圣经》只有个别天主教传教士翻译了部分内容。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热心于《圣经》的汉译工作,翻译了许多种版本。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深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即文言译本;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Version),即…     

19世纪基督教浸礼会圣经译本考述

基督教在华传播是从传教士来华和《圣经》翻译开始的。最早一部完整中文《圣经》则是由在印度传教、终生未来过中国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完成并在印度出版。他同时也开启了浸礼会圣经汉译本的先河,19世纪之后的三种浸礼会圣经汉译本都是在修订马士曼译本的基础上形成。其中仅有《新约》的胡德迈译本、高德译本在宁波印刷出版,怜为仁译本是唯一在中国本土出版的浸礼会圣经全译本。上述四种浸礼会《圣经》译本均是深文理,与当时《圣经》中译的整体倾势相同。     

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与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

倪维思和罗约翰深受19世纪中叶"三自理论"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传教方法,被韩国教会所采纳,称为"倪维思-罗约翰方法"。该传教法极大地促进了韩文圣经的翻译、韩文的普及,并使韩国教育在教会的主导下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使韩国教会走上了自传、自养和自治的独立发展道路,形成了韩国本土教会。正是这套传教法的采纳,使基督教得以以韩人自己的文化来诠释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是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基督教·《圣经》·西方文学

基督教,英文为Christianity,公元一世纪源于巴勒斯坦,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及一些小的教派。《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早期的《圣经》包括《圣经旧约》、《圣经后典》和《圣经新约》。1520年后,基督教分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新教的《圣经》只包括《圣经旧约》和《新约》,天主教《圣经》除此之外,还包括《后典》。《圣经》的前一部分为希伯来文,后一部分为希腊文。及至公元5世纪才有了统一的拉丁文译本。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前后,《圣经》在欧洲逐渐被译成各国文字。     

《和合本》,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一步——纪念圣经《和合本》出版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论文摘编

为纪念圣经《和合本》出版100周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与联合圣经公会联合举办了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来自学界、教界,以及联合圣经公会共17位代表发表论文,从译经、释经、修订、历史与现实、神学与文化等角度共同探讨了100年来圣经《和合本》在福音传播、教会合一、信徒牧养以及基督教中国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正视《和合本》的时代局限,从而激励今日中国教会努力培养圣经学者、译者人才,让古老的圣经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里继续发出永恒的光芒。为早飨读者,本刊先行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作了摘编,因时间关系,未经作者过目,如不全面,敬请谅解。     

约翰·纽曼对约瑟夫·巴特勒神学论证路径的重演

18世纪初,英国神学家约瑟夫·巴特勒在反击自然神论者对《圣经》启示的质疑时,指出如果把自然神论者质疑《圣经》的方式用到对自然宗教的考察中,会发现自然宗教同样是令人怀疑的.因此,应当把《圣经》和自然界一起作为上帝的作品加以维护.一个世纪后,约翰·纽曼借用了巴特勒的论证方法,他在捍卫基督教传统时,指出如果把新教神学质疑基督教传统的方式引入对《圣经》的考察,就会发现《圣经》同样是可疑的,因此应当把传统和《圣经》都视为基督教权威的来源.巴特勒和纽曼不但在论证路径上极为相似,其后果也相似.二者的本意都是维护基督教信仰,但其结果却是,二者都被怀疑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攻击基督教的武器.这种耐人寻味的重演体现了近代基督教演变过程的复杂性.     

耶稣:爱憎分明

《圣经》是一部基督教经典,也是西方文化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即使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文化人,也应该认真阅读。西方学界不但把《圣经》和耶稣作为信仰的对象,而且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大体与人文主义发展是平行的,成绩斐然。因此,在学者阅读《圣经》的时候,最好能同时看看西方学界对于《圣经》和耶稣其人的研究成果。由此至少可以看到,《圣经》的形成与神学家的解释不同,历史上的耶稣与《圣经》里的耶稣不同,历史上的基督教也与传教布道中的基督教不同。真、善、美是基督教赞扬的美德,在信仰之前,首先搞清楚信仰对象的真实性,也符合基督精神。《圣经》有多种读法,耶稣也有多种精神。从什么角度,吸取些什么,这是关键。在中外的一些伟人中,不少是基督徒或称扬基督教者;中国的知名文学家中,也有一些是受到基督教熏陶和影响的,耶稣的人格和他的牺牲精神,也往往对革命者起激励作用。但他们对基督和《圣经》的理解,可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不用说非基督人士了,即使信仰同一部《圣经》和同一个耶稣的基督教内部,理解也往往大相径庭,经过痛苦———包括流血的分裂而现在并存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就是大相径庭的历史见证;至于当前的新教,究竟有多少教派,恐怕谁也数不清。《读书》杂志所刊《宽容及爱》,就     

明清西方传教士对《易经》的适应性解读与英译——以麦格基译本为例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制定了"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他们解读《易经》并竭力从中寻找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契合点。晚清新教传教士继承了"适应"政策,并提出"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易经》麦格基英译本是"适应"政策和"孔子加耶稣"传教策略的产物,译本具有明显的《圣经》色彩。     

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的环境与其特点

本文试图运用当代基督教传教学的重要理论来分析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在对博施等人提出的传教学理论作一简要介绍后,又依照这些理论来分析孕育这场传教运动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对新教传教思想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这些影响造成的传教特点.     

以史为鉴办好中国教会——在"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一.传教运动被殖民主义利用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向外传教。这从圣经中主耶稣升天前的嘱咐,与使徒行传的记载可看得很清楚。我们所说的“传教运动”是指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至19世纪由西方欧美国家的教会人士发起的向世界其它地方进行的传教活动。它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扩张有关系。这不是主观上的判断,而是事实。因为欧洲国家取得了海上霸权,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当时的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以后的英国等,必须在海外寻找市场,而且借着掠夺性的贸易来获取最大的利润,它们必须以军事、政治     

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160周年(1847-2007年)

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首位基督教传教士来福州传教至今,基督教在福州宣教已有160年的历史。在这百多年风雨历程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揉和。本文描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福州后,基督教圣乐事工在福州教会的发展概况,分析了教会音乐对福州社会、音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旧约圣经诗歌韵律

希伯来《圣经》(Tanakh)是饱经忧患的希伯来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一千多年的文学精品集。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希伯来《圣经》被确立为犹太教的正典,后来被基督教继承,名为《旧约》,与《新约》相对应,二者合为《圣经》(Bible)——基督教的正典。     

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话圣经译写及其滞后原因

较之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卓有成效的白话译经,天主教在这方面要相对滞后,直至1968年才出版《思高圣经合订本》。此前天主教内也出现过对白话译经的提倡及实践,但较之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只是个别修会的努力和部分圣经的翻译。本文基于民初天主教部分期刊史料,对天主教内白话译经滞后原因作初步探讨,也兼及与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     

西方女性主义圣经批评述论

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女性主义者质疑圣经的男性中心主义。19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主义释经著作是伊丽莎白.斯丹顿主编的《妇女圣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圣经批评成为西方特色鲜明的学术科目。抨击父权制观念、谋求建构女性的主体性阅读地位及其文化传统、主张上帝具有双性同体的特质,是女性主义圣经批评的理论特征。妇女主义圣经批评在反对性别歧视的同时,兼而反对种族偏见和阶级压迫。     

基督教差传与中国

大卫·M·裴顿所著的在当时引起争议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上帝的审判》一书的再版,使我们有机会从新评估共产主义革命对中国的传教和教会活动的影响。本书是根据作者在中国10年的传教经历所写成。他首先是在重庆(当时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然后是在福州,在那里他和他的     

唐代的圣经译述

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讲解景教教义,《景教碑》称“问道禁闱”;二是经典翻译,即所谓“翻经书殿”.     

首部汉语新约《圣经》译名问题——“白徐”《圣经》“神”之研究

170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白日昇和其中国助手徐若翰写作了汉语《圣经》(1),在《圣经》汉译史上,这是首次系统地将哲罗姆武加大本《圣经》(Biblia Vulgata)译成中文,译出了约80%的新约,是历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汉语《圣经》。而后世"二马"《圣经》很大程度参考了它,可见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神"作为对Deus的翻译,可以说是"白徐"的创举之一,二人在翻译时既回避了教廷所反对的"上帝""天"等译法,也没有使用罗明坚和利玛窦初倡且至今获准的"天主"之译,这种译法的直接影响是新教的"和合本圣经"至今还有以"神"为主名的版本,使"白徐"的译法在300年后广受认可并推广开来。本文通过对白日昇书信的整理以及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探讨,分析"白徐"Deus译名选择的内在因素,还原白日昇译经的背景及译名思考。     

新发现四川基督教史料《华西教区简报》述论

《华西教区简报》于1904年在英国创刊,是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英文刊物。该刊主要记录英国圣公会、内地会以及圣经布道会在华西教区的传教活动,是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地区活动、发展的重要史料。由于该刊在海外出版发行,此前并不为国内学界知晓。本文根据新发现的《华西教区简报》相关材料,介绍该刊出版发行、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并略述其历史价值。     

西方基督教早期对华出版事工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从1798年起,就着手把《圣经》译成中文,并雕刻出一整套中文活字。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量办报、出版书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