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6-10岁儿童的“上苍公正”判断特点

面对一个人的犯过行为与其遭到的继发灾祸,Ｐｉａｇｅｔ指出儿童具有作出“上苍公正”判断的特点,且是其道德发展的表现。Ｋａｒｎｉｏｌ的研究则发现不同的结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研究以我国１０６名６－１０岁儿童为被试,所用的研究材料与Ｐｉａｇｅｔ和Ｋａｒｎｉｏｌ相比,在情境故事的结构、内容和因素控制上作了较周密的考虑。研究发现,我国６－１０岁儿童对这一问题存在着四种判断反应类型,这些判断反应不仅具有道德的性质,还与儿童的因果关系推理能力的发展有关。而且,我国儿童从前因果性解释到因果性解释发展的转折年龄约在８岁左右。此外,本研究对影响儿童判断反应的因素,如情境故事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可能隐含的内在公正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正何以为"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公正观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既是道德德性的一个类型,分有道德德性产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显性特征,也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其中,总体的公正通过对法的遵守在规范的来源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具体的公正通过对外在善的适度标准的把握从判断标准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对公正与道德德性、公正与适度以及作为守法的公正与作为平等的公正等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德性统一性原则,厘清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呈现该原则的基本途径.     

略谈儒家的正义观

儒家正义观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因而是德性伦理。义和利不能分开,它是处理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则,包含公平、公正的原则。它是在仁即普遍的生命关怀之下的广义的正义观,包括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公正原则。它以善为自身的最高价值,视人为目的,避免了工具意义。     

汉族与少数民族儿童道德发展比较研究

用对偶故事直接询问2000名5、7、9、11、13岁汉族与七个少数民族儿童,对他们的公正观、惩罚观和公有观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公正观发展上,对无意的人身伤害,各族儿童的反应基本一致,对有意的人格侮辱,各族儿童的反应差异显著.在惩罚观发展上,六个少数民族儿童主张强制性和可教性惩罚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汉族儿童.在公有观发展上,各族儿童之间的差异较大。各族儿童在以上三种道德判断反应上的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缩小.     

不同目击者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不同权威目击者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实验以90个7~8岁儿童为被试,采用3(行为情境)×3(目击权威类型)的组间设计,考察了不同权威目击者条件下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结果发现,目击权威的类型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为情境条件下是不同的。成人权威目击条件下,儿童对亲社会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分数最高,即更多判断他们会感到高兴,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分数最低,即更多判断他们会感到不高兴。而同龄权威和非权威目击条件下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情绪判断分数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权威目击条件下儿童对行为者的情绪归因存在显著差异,奖惩定向更多出现在成人权威目击条件。研究显示,成人权威对儿童道德情绪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显著影响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少年儿童公正观念发展调查

一、问题儿童的公正观念是儿童道德发展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在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指出,7岁、10岁和13岁是儿童公正观念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7岁前后的年幼儿童对公正概念尚不理解,他们的好坏标准取决于服从或不服从。所以年幼儿童的公正判断是以服从为特征的。10岁左右的儿童的公正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是以公平不公平或平等不平等作为是非标准的,因而这一时期儿童公正判     

6~10岁儿童对损人情境下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采用故事情境法探讨6~10岁儿童对损人情境下损人者和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结果发现：（1）在损人情境下,6岁儿童能理解损人行为是不对的,但直到8岁儿童才能理解旁观行为是不对的;（2）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判断损人者的愉悦程度逐渐降低,情绪归因从结果定向过渡到道德定向;儿童判断旁观者的愉悦程度逐渐降低,情绪归因从无法有效归因过渡到道德定向;（3）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同时受年龄和性别的影响,6岁男孩判断损人者愉悦程度显著高于女孩,6岁男孩判断旁观者愉悦程度显著低于女孩;8岁和10岁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行为责任判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自1985年起,我们在系统研究汉族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对国内少数民族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儿童道德发展比较研究》(见《心理科学通讯》,1987年,第5期)报告了各族儿童在公正观、惩罚观和公有观发展方面的研究结果,本报告将对各族儿童对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发展研究结果进行总结。     

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模式的实验研究

运用故事情境的临床访谈方法,本研究考察了4、6、8岁儿童在不同侵犯程度道德情境中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儿童对行业者的道德情绪判断经由积极向消极发展．其归因模式为“个人定向一外部惩罚定向一道德定向”;(2)幼儿在道德情境中的观点采择能力受制于其发展水平,4岁儿童在冲突性情境中尚难以区分故事中的行为者与自己作为行为者在情绪体验上的差异;(3)在幼儿道德发展过程中,“快乐的损人者”预期是一种比较普遍性的现象,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一现象逐渐减弱;(4)道德情境的侵犯程度并不影响儿童的判断和归因。     

情境类型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的影响

选取259名4～7岁儿童,考察了其在不同道德情境中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模式的发展状况.结果显示:情境类型对儿童对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履行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失败情境中,存在与反社会及亲社会情境中不同的情绪判断模式.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归因模式的发展是以"结果定向--道德定向"为主线并整合多种定向,不履行亲社会行为情境中出现了责任定向,反社会及反社会行为失败情境中出现了弥补和掩饰定向.     

不同社会情境对儿童奖惩分配公平性的影响

为探讨社会排斥和社会接纳情境下儿童奖惩分配公平性,研究采用个体-偶然排斥范式和第三方奖惩分配范式,对8~9岁儿童奖惩分配公平性行为和奖惩分配公平性判断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排斥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行为显著多于社会接纳组,奖惩分配不公平性行为显著少于社会接纳组。9岁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行为显著多于8岁组,奖惩分配不公平性行为显著少于8岁组;（2）社会排斥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判断显著高于社会接纳组,9岁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判断显著高于8岁组,奖惩分配不公平性判断显著低于8岁组。结论：社会情境影响儿童的奖惩分配公平性,在排斥情境下,8~9岁儿童的奖惩分配公平性明显提升;8~9岁儿童的奖惩分配公平性随年龄增长有上升趋势。     

基于贡献原则的幼儿分配公平性

分配公平性是指个体如何以公平的方式对资源进行分配, 其主要依据3个原则：贡献(equity)、平等(equality)和需要(need)。最新研究表明, 幼儿很早就已经具有基于贡献原则的分配公平性判断与行为, 双加工理论对于该研究结果能够给出更为适当的解释, 心理理论与情境卷入水平分别从认知和情绪方面对幼儿分配公平性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未来研究应注重研究内容的具体化, 对幼儿基于贡献原则的分配公平性发展特点、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内部动机进行深入探究。     

Virtue Jurisprudence A Virtue–Centred Theory of Judging

"Virtue jurisprudence" is a normative and explanatory theory of law that utilises the resources of virtue ethics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s of legal theory. The main focus of this essay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virtue–centred theory of judging. The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begins with exploration of defects in judicial character, such as corruption and incompetence. Next, an account of judicial virtue is introduced. This includes judicial wisdom, a form of phronesis , or sound practical judgement. A virtue–centred account of justice is defended against the argument that theories of fairness are prior to theories of justice. The centrality of virtue as a character trait can be drawn out by analysing the virtue of justice into constituent elements. These include judicial impartiality (even–handed sympathy for those affected by adjudication) and judicial integrity (respect for the law and concern for its coherence). The essay argues that a virtue–centred theory accounts for the role that virtuous practical judgement play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ules to particular fact situations. Moreover, it contends that a virtue–centred theory of judging can best account for the phenomenon of lawful judicial disagreement. Finally, a virtue–centred approach best accounts for the practice of equity, departure from the rules based on the judge's appreciation of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fact situations.     

Virtue Jurisprudence A Virtue–Centred Theory of Judging

"Virtue jurisprudence" is a normative and explanatory theory of law that utilises the resources of virtue ethics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s of legal theory. The main focus of this essay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virtue–centred theory of judging. The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begins with exploration of defects in judicial character, such as corruption and incompetence. Next, an account of judicial virtue is introduced. This includes judicial wisdom, a form of phronesis , or sound practical judgement. A virtue–centred account of justice is defended against the argument that theories of fairness are prior to theories of justice. The centrality of virtue as a character trait can be drawn out by analysing the virtue of justice into constituent elements. These include judicial impartiality (even–handed sympathy for those affected by adjudication) and judicial integrity (respect for the law and concern for its coherence). The essay argues that a virtue–centred theory accounts for the role that virtuous practical judgement play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ules to particular fact situations. Moreover, it contends that a virtue–centred theory of judging can best account for the phenomenon of lawful judicial disagreement. Finally, a virtue–centred approach best accounts for the practice of equity, departure from the rules based on the judge's appreciation of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fact situations.     

脑死亡立法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因为关系到基本人权,脑死亡立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严谨的脑死亡判定程序是保障其接近正义的必需。在脑死亡判定方面应充分地保障患者生命权、自主选择权,尊重患者以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基本权利是脑死亡立法的核心所在。器官移植不是脑死亡立法的理由。     

组织公平文献综述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组织公平自其产生至今的主要文献,并介绍Colquitt(2001)的组织公平四因素结构(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1]。文章还讨论了组织公平的工具性和非工具性模型。最后,文章介绍了组织公平今后的几个研究方向。     

儿童道德义愤的发展及其对第三方公正行为的影响

为了探讨儿童道德义愤的发展及其对第三方公正行为的影响，实验1考察106名幼儿园大班、小学2年级和4年级儿童的道德义愤在年级以及数目和价值不公平分配上的差异；实验2考察57名小学儿童在有无代价条件下，其道德义愤对第三方公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儿童的道德义愤呈现随年级增长而不断增强的趋势；儿童由数目不公平分配引发的道德义愤得分显著高于价值不公平分配；幼儿园大班和2年级儿童在数目不公平分配中的道德义愤得分均显著高于价值不公平分配，而4年级儿童在数目和价值不公平分配中的道德义愤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诱发道德义愤的儿童更多地做出第三方公正行为，并且更愿意选择补偿受害者；在不同诱发道德义愤条件下，是否需要付出代价都不会影响儿童的第三方公正行为。研究说明儿童的道德义愤随年级增长而发展，并影响第三方公正行为。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分配制度公平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西方组织公平领域的主流观点认为要想提高员工的分配公平感,应着力提高分配过程的公平性以及上下级互动的公平性,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较之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人际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制度公平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的解释力最强;在分配制度不公平的情境下,程序公平和人际公平才会影响分配公平感,仅仅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