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仁政: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及其借鉴价值

仁政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富国裕民、为政以德、宽猛相济、礼治德教、尊贤使能等是仁政的思想内涵。这一宝贵的历史伦理资源 ,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何怀宏"底线伦理"思想刍议

何怀宏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的心性良知理论进行了高蹈道德与基本伦理的区分与剥离。这一学术努力不仅让我们从道德伦理角度看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资源和局限,更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中建立和维护"底线伦理"的有效机制的重要性。而其后何怀宏以其持续的伸展到社会正义和精神信仰的学术努力,为他的"底线伦理"理论建构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富于思想意义的架构中,"社会正义"是现代个人伦理的制度保障,而"个体信仰"则成为支持和提升底线伦理的一种力量。     

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

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契约社会,也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契约意识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长期影响,形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从而对统治者的行政和民众的义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它有两个特点:首先,这种规定是不成文的,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其次,这种规定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往往具有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力量。在《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这种道德层面的契约关系并不鲜见,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

道德与伦理的杂糅与僭用折射出“道出于二”的时代病候,从思想上贞定二者的分 际,意味着一种治疗。尽管黑格尔与李泽厚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这一分际,尤其是黑格尔提 供了一种理论性参照,但儒家对道德与伦理的思考具有值得注意的内涵,道德处理的是性分 问题,回答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主体与自身、主体与天道乃至世界整体的 关系;而伦理处理的则是位分与职分问题,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它指向政治社会中人与 人的关系,以便为我的权责定位,因而它往往集中体现为人的名分。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 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 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往往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 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 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论名节

名节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重要观念与精神。传统名节意识鼓励人们要重名节,称名于世;要以德、功、言"立实名";以正道恒毅守护名节。传统名节意识的成因是:其一,儒家伦理文化重视并培育了名节意识;其二,传统社会之"名教",使名节意识渗透到民众的人伦日用中;其三,传统"熟人社会"是名节意识的现实土壤。传统名节意识的历史价值在于:其一,鼓舞了中华民族求不朽、重节操的民族精神;其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重德治、尚"无讼"的社会风气;其三,塑造了士人百姓重自律、尚荣辱的"集体良知"。传统名节意识仍有其现代价值:其一,名节意识作为集体良知,依然会继续支配着中国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其二,名节意识有助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澄清;其三,现代法治社会仍需要名节意识以培植公民的道德自律精神。     

论行政美德及其实现路径

行政美德是指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或人格特质。行政美德可以从理智美德、伦理美德、道德美德和性情美德四个方面细分为行政智慧、行政忠诚、行政诚信和行政廉洁,我们要防止将行政美德碎片化,要注意其统一性。由于民众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始终充满着期待,因此践行行政美德是捍卫行政荣誉的唯一途径。     

对儒学与基督教人格论的政治伦理学解读

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所提倡的人格形态在表面上似乎是迥异的:儒学提倡刚健与自为,注重弘扬个体的主体性;而基督教提倡谦卑与救赎,强调个体的无助与依赖性。然而,这两种不同基调的人格论所包含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伦理却在学理上互相契合,这一点值得深思。限于篇幅,本文仅在学理层面上将儒学与基督教的人格论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对照和解读,至于二者在非学理层面上的对照以及相互之间是否具有融合性的问题,则不在本文的视域内。一儒家学说以对人性的乐观自信和积极入世著称于世。它深信在现世通过修养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行政检举的基本问题阐释与合法性辩证

行政检举在我国的研究落后于西方国家半个多世纪,然而政治实践的历史却是悠久的,最早能够追溯到汉朝,又经历了宋朝和明清三个阶段.行政检举的内涵主要是指行政组织的内部成员对上级的腐败行为的举报和揭发,外延包括上级和组织的腐败行为和违背公益的行为.责任是行政检举的核心概念,所体现的本质乃是忠于组织和上级还是忠于公益的冲突;其特点包括反"经济人"和反官僚制两个方面.虽然宪法和法律赋予了行政人员检举的权利,但仅是行政检举合法性的一个方面,即合法律性;而自然法理念与社会契约理念则从深层次赋予了行政检举的合道德性与合公益性,从而使之拥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合法性.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CSSCI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论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主题及价值目标

当前我国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软肋在于忽视道德对权力的有效约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滞后。这必然导致权力行使的傲慢与冷漠,出现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相适应的行政行为与现象。道德的本质和功能决定道德可以约束权力。因此,在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对法制监督、社会监督等"硬监督"体系予以足够重视,还要重视发挥道德的"软监督"作用,引入和培育道德因素,发挥道德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引导、调适和规范功能,促使权力主体由他律走向自律,实现权力主体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因此,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体系,促进政治法律制度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对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伦理观及其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则与基本方略,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至上"的理论品格与精神实质。从伦理学视角看,这一重要思想鲜明地彰显了"人民为大"的至善伦理,是一种"大"伦理观。称谓这一伦理观为"大"伦理观,是因为它在内涵上全面覆盖了经济-民生、政治-行政、文化-文艺、生态-环境等伦理诸领域,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各方面,在实践上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指引。     

关于官德及其建设的思考

官德(即党政干部道德)既可从职业伦理的维度界定,也可从角色伦理的维度来把握;它既具政治伦理的特点,又具行政伦理的内涵。在现代法治社会,官德作为一种道德控制方式,它并不因为制约权力的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而失去作用,它仍然是保障官员正确行使权力、实现政治和行政责任的重要机制。     

忠诚与幸福关系的论证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无法回避"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通过反思正义、智慧、节制等具体美德是否促进幸福来论证上述问题,但是鲜有人系统地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忠诚对幸福的影响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视为对幸福不那么重要。我们试图从儒家伦理、美德论、功利论、义务论和积极心理学等维度论证忠诚对人类幸福具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尚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忠诚与幸福具有因果关系。     

泰州学派“下达伦理”的道德之维

泰州学派"下达伦理"是孔子"下学而上达"之语的变出,其意主要是指良知在日用道德实践中自然而真实的呈现。它展露为三个道德维度:道德实践主体的下移、圣凡一致的本质是道德平等、在百姓日用中展现道德作为。"下达伦理"是传统儒学中民学、乡学内涵的具体展开,拓宽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理论意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