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信一先生与中国——以“人学唯物论”哲学为轴

船山信一大概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日本哲学家吧。我觉得这是船山先生的荣誉。我在立命馆大学曾与船山先生共事过一段时间，先生一点也没有前辈教授的架子，他在学问上的谦虚态度，也体现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上。我非常崇敬先生的高尚品德，现在得以在贵刊发表拙稿，讨论先生的“人与思想”，我感到非常荣幸。     

金榜人生蒙主爱——记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泉弟兄

正人生更多的是平淡和平常,人生还会有苦难和磨难,只因为神的恩赐,生活才执着努力,生命才充实丰盈。这是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政协常委、中国民营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山东省书业商会会长、山东省基督教工商联谊会副会长张泉弟兄的座右铭。依靠神的大爱,他实现了自己的宏伟蓝图,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一、信仰虔诚,神恩浩荡神恩深广,无边无量,张泉弟兄生于一个三代基督徒家庭,又是书香门第,祖父、父亲     

有个特殊的爸爸“感动中国”——记北京光爱学校校长石青华弟兄的慈善之路

他有过悲惨的遭遇,因为他曾带领全家乞讨、流浪。他是一个特殊的爸爸,因为他有108个曾经流浪的孩子。2012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网络人物颁奖典礼。这位特殊的爸爸当选为“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十大网络人物。他就是北京光爱学校的校长石青华。他传奇的故事,还有博大的爱心,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网民。     

“从心出发”——记福州基督徒工商团契会长王峰弟兄

近日,笔者在福州专门采访了拥有多家矿业公司（合资）的老板、福州基督徒工商团契会长、福州花巷堂信徒王峰弟兄。他见到笔者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不算成功人士,却在不认识神和不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已经蒙了神多而又多的恩典。＂一、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王峰弟兄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王峰六七岁的时候,她就带着他东躲西藏地参加聚会（当时还不能公开聚会）,     

“法治中国”与儒家思想——俞荣根先生访谈录

俞荣根先生1943年生于浙江诸暨,是法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制委主任委员、重庆社科院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多年来,俞先生一直致力于法学教学和立法实务工作,长期研究儒家法思想和中华法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就这一问题,俞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今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上帝祝福中国和中国教会”——欧洲三国行

应荷兰圣经公会、芬兰圣经公会和丹麦福音信义会的邀请,受全国两会派遣,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和我于2004年5月10日至5月19日,访问了荷兰、芬兰和丹麦三国。     

感情交流,工作交流,神学教育交流——记内地教会访问行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蒙中国基督教两会邀请,一行5人于1月14日黄昏乘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正式开始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何世明法政牧师(社主席)、苏成溢牧师(社长)、沈冠尧牧师(社副主席)、黄永熙博士(社永远荣誉主席及圣乐总编辑)     

何谓“中国哲学的机遇”——试论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观

混沌是“存在者”和“非存在者”的合一,也是“时间性”本身,不同哲学传统“凿开”混沌的方式是不同的,西方哲学从时间性中开显出了空间性,由此发展出了形而上学传统,而中国具有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开凿”混沌的方式,从而更多地保留了“时间性”,这体现在中国思想对历史的重视,史学发达并承担了哲学的功能等等。叶秀山先生提出的“朝阳”和“落日”的隐喻,指出当面对正午时刻的西方哲学时,才出现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个问题,而在当今西方哲学的落日时刻,中国哲学则面临着新的机遇和希望,落日也意味着玄思和重生,至暗时刻背后蕴含着未来的曙光。     

“我的心声”——近访邓裕志先生

迄今,老人不会忘却,1950年当吴耀宗先生征求各地教会教牧同工与信徒,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途径》上签名响应时那欣悦的情景。 正值,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45周年之际,记者特地采访了当年“宣言”     

一切荣耀归上帝——记北京金隅篮球队外员“长城友谊奖”获得者马布里弟兄

2012年3月30日晚,北京五棵松篮球馆,18000人同声欢呼：北京金隅总冠军!马布里MVP!气势磅礴,排山倒海。那一晚,北京男子篮球首钢金隅队成为新科CBA中国篮球联赛总冠军。那一晚,仿佛所有北京人迷上了马布里,爱上了马布里……马布里的魅力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会获得人生的辉煌和灿烂？     

朱仁民·“中国第一值岛主”

眼前的朱仁民更像是背包客,格子衫,沙滩裤,还有那十几年不变的土黄色大头皮鞋,一副风尘仆仆外出归来的模样,让人难以将“中国第一位岛主”的头衔与他挂钩。     

走向“和合人”——中国教育视域中人的形象的嬗变

理想的人的形象是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教育视域中人的形象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而变化。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经济社会,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建构决定了教育必须培养“君子儒”与其相适应,突出了教育“善”的一维;近现代社会中国为完成经济转型实现工业化,要求教育培养“技术人”承担历史使命,展示了教育“智”的一维的合理性与优先性;21世纪,为解决时代危机建设一个和谐的新社会,教育必须走向新的超越,培养“智”善”和合的“和合人”。     

何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试论赵紫宸先生中国化的婚姻伦理观

<正>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快速转型,当代人的婚姻状况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尤其是传统文化中关于美好婚姻的意义理解已经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冲淡了很多。本文尝试从真爱婚姻、两性契合、有节有义和伦理责任四个方面来阐述赵紫宸先生的婚姻伦理思想,思考何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冀发出基督教婚姻伦理的声音,为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的重建做出贡献。     

“中国现代哲学”何以可能——哲学理论自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一中国现代哲学:一个需重新审视的课题中国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哲学吗?这似乎是一个毋需追问而自明的问题。我们可以列举出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在中国哲学舞台上活动过和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哲学思潮、哲学人物,可以用     

“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七十三个孩子一个爸——记“中国公益事业爱心大使”任传宇牧师

2011年年初,由张国立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养父》播出之后感动了无数观众,被评价为最感人的开年剧目.2010年12月16日,《养父》在沈阳举行了首映式.在首映仪式上,邀请到一位特殊的父亲,这位父亲15年间收养了73名毫无血缘关系的孤儿,给他们提供了温暖的家庭和如山般的父爱.在邀请这位父亲和他的孩子们上台后,张国立亲手为他献上了鲜花,亲自给孩子们分发了礼物,并动情地说：“我之所以将《养父》的首映地选在沈阳,就是因为我知道在这里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他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69个孩子的幸福（现在已经有73个孩子）,请容许我向这位父亲表示我的敬意.”     

什么是“中国人”的个性？——《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2》的分组差异

《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2》是一套本土化发展而成的个性量表,涵盖包括中国文化独有以及在大多数文化共有的性格维度。该文认为结合文化特定与文化共通的研究方法能全面地反映心理现实,亦能加深我们对跨文化心理学的理解。该研究分析了CPAI-2常模的几个子组别,以展示在同一文化之内,性格特质的差异及连续性。性别及年龄组别间的平均分差异均符合相应的社化过程及人生发展阶段所预期的结果。而中国香港及中国不同地区在平均分的差异上则没有特定的模式。文化内及跨文化的差异展示了个人性格差异的连续性,以及文化特定与文化共通概念的相互关系。     

中土学者谈“中国·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展演”

9月6日,历时7天、精彩纷呈的2012中国·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展演,于土耳其历史文化名城伊斯坦布尔圆满落幕,在中土两国引发了良好反响。为了了解有关学者的看法,本刊记者随即采访了参与此次展演活动的中方学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林聪博士和土耳其灰箭大学助理教授、此次展演活动的土方翻译吉莱先生,请他们谈了各自的感受与体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记“亚宗和”第五次会议上的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代表团

10月20日下午4∶30分,当泰航班机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时,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以下用简称“中宗和”)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中宗和”代表团团长丁光训主教,脸上洋溢着微笑迈出舱门,然而,在记者眼里,他的步履并不轻松……… 10月13日,来自中国宗教界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代总干事韩文藻博士,中国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刘柏年,北京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铁国玺阿訇。     

评“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与张立文先生商榷

近年来,走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创新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话题。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的“自己讲”、“讲自己”的观点尤其引人瞩目。张先生在此方面的系列观点,对于增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主性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张先生关于“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转生规律”以及“和合学”的论述尚存在诸多待改进的方面。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对于提高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来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