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西汉齐王墓

西汉齐王墓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南,北距胶济铁路约1公里,东北距齐国故城遗址约23公里。1978年对该墓进行了探测,并对五个随葬坑和封土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对该墓的年代、墓主等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探测得知,墓葬在底径250米的范围内夯筑高大的圆锥形封土堆,虽历经浸蚀,仍高达24米。在封土之下,有一近方形的墓室,墓口长42米,宽41米,墓室的深度地平面下约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63米,北墓道长39米。墓室与墓道成“中”字形。     

汉初货币政策与汉初政治

汉初货币政策屡有变更,直到武帝时才稳定下来。本文重点从社会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去认识汉武帝以前的货币政策,认为汉初货币政策不仅取决于财政的需要和商品流通的需要,还取决于各个阶段的治国方略与政治倾向,与中央集权的加强过程密切相关。     

圆瑛法师墓塔整修一新

圆瑛法师1953年9月19日在浙江宁波天童寺圆寂,当时即修建墓塔在天童青冈顶。为了纪念圆瑛法师生西三十周年,天童寺于今春将圆瑛法师墓塔整修     

汉初墓葬与汉初思想的儒学特征

自从马王堆等汉初古墓发掘以来,人们根据出土文物论证,汉初意识形态领域里法家占着统治地位。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从同时代几座汉墓出土资料看,儒家典籍不但存在,而且数量也不比黄老学派的少。传世的文献表明,汉初统治者虽然利用过黄老之术,但并未把它定为一尊,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越来越感到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在高祖重用叔孙通和文景时代的大设博士。墓葬的材料可以证明,汉初儒家与黄老是平行发展的,它们在相互批评、相互竞争。儒家并未受到来自王权的压制,相反地,倒是在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     

矩形铜镜

<正>矩形铜镜,西汉时期青铜器物,长115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公斤。1979年出土于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中的兵器坑。镜面精工磨砺,无锈处,乌亮可鉴,应为实用器物。镜背有精美纹饰,纹饰凸起1.5毫米,     

汉初祀畤考

本文试图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它在一定的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它日后退出主流社会的信仰之必然性。文章认为,汉初的祀畴吸收了秦的五行、符运等观念,以及神灵陈宝、数术、民间信仰等等。汉王朝将这些纳入一个统一的范围之中,并加以管理,建立了与其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新的体系,成为逐渐完善的国家祭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汉初祀畴考

本文试图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它在一定的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它日后退出主流社会的信仰之必然性。文章认为，汉初的祀畴吸收了秦的五行、符运等观念，以及神灵陈宝、数术、民间信仰等等。汉王朝将这些纳入一个统一的范围之中，并加以管理，建立了与其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新的体系，成为逐渐完善的国家祭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佛像与铜镜

佛像与铜镜,初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关,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佛像却出现在铜镜这种日用器皿兼工艺美术品上。铜镜在中国出现得很早,齐家文化的出土器物中已有铜镜,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铜镜背面出现了美丽的纹饰并在演变过程中纷呈多彩的面貌。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中就有当时的贵族妇女使用铜镜梳妆的场景。而佛像铜镜则出现在三国中期到西晋之时。佛教传入中国后,东汉末年已出现最早的佛教遗迹。特别在四川发现了铜摇钱树枝干和陶座佛像以及崖墓石刻佛像等。而佛像铜镜出现以前已有画纹带神兽镜和四叶     

苏秦用活攻心术 齐王归还燕十城

《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载: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妻。这一年,燕文侯卒,太子立,称为燕易王。易王初位,齐宣王趁燕丧伐燕,夺取燕十城。燕易王请苏秦帮助要回被占去的土地,苏秦专此出使齐国。 苏秦拜见齐王时,俯首庆贺,仰头哀吊。 齐王奇怪地问:“为什么庆吊相随如此迅速呢?” 苏秦回答:“臣听说饥饿的人从来不吃乌喙(一种有剧毒的植物),是因为拿它充腹就会和饿死有同     

唐朝铜镜纹样浅析

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唐镜的花鸟纹样有我们值得关注和借鉴之处,本文从花鸟纹样的造型、结构和造意三个方面分析了唐镜花鸟纹的美学特征,希望能从民族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创造既有时代感又富有民族性的花鸟纹样。     

浅谈唐朝铜镜纹饰

唐代是中国铜镜美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铜镜纹饰以日神崇拜大幅度地转化为写实审风格,彻底打破了三国六朝以前的公式化、图案化、程式化的僵化局面,消退了神秘浓郁的气氛。唐代铜镜在构图纹饰上逐步走向写实更加接近自然且装饰性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动物纹饰由神兽转换为与现实生活中相似的瑞兽图案。二、由动到静的审美思考,反映当时稳定的社会格局。三、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来源。从题材的广泛与丰富、构思布局的合理巧妙讲,都成为后代铜镜制作不可企及的美学高度,使唐代铜镜艺术走向自然,走向大众,形成写实的审美风格。唐代写实风格不仅表现在唐镜纹饰上,在绘画、雕塑等多个方面都有表现。     

龙纹巨型方铜镜

龙纹巨型方铜镜长115厘米、宽5.8厘米、厚1.2厘米,重56.5公斤,出土时已断为三段器表有锈蚀斑痕。镜面经精工磨励,自是实用器物,无锈处乌亮可鉴。镜背纹饰皆为高出镜体0.1厘米的模铸阳文,边缘为连弧纹,在四角及中心有五枚拱形镜钮,钮上有两条纵向凹弦纹,纽座有柿蒂纹,主体纹为变形龙纹,线条流畅,舒展自如,形象生动,矫首天外,张口作长啸状,神彩飞扬,夺器欲出。     

三钮云纹铜镜

1964年该镜出土于淄博市临淄区永流乡商王村西南,北距齐国故城5.3公里,南约三百米是济青公路。出土地较高,经钻探未发现地下有遗迹现象,为零散窖藏出土。此镜为圆形,直径29.8、厚0.7厘米。素平缘,镜背外缘鼎立三环钮,饰云纹,整个构图作四等分,双双对称。在缘内饰一周卷云纹,主题纹样为呈方形的勾连云纹,以所嵌松绿石为地,线条(?)以金丝,并在通过镜中心的四等分线上嵌九枚银质乳突,其中四枚嵌于云纹     

铜镜与早期道教

AATOSMI从出土文物来看,从西汉末期开始,铜镜纹饰一扫春秋战国及汉初朴素简单的风格而趋于华丽与复杂,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反映道家思想的题材广泛流行。西汉前期铸造的铜镜在纹饰上与战国镜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在样式及题材方面多继承战国,少有创新。至汉武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汉代铜镜开始兴起,东汉后期画像镜与神兽镜异军突起,其镜面纹饰大量采用神仙思想的题材。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与早期道教关系极为密切:一是西王母为代表的道教神仙,二是渴求长生不老的镜铭。汉代画像镜中大量西王母及其他神仙画像的出现正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反…     

绍兴汉代铜镜艺术风格探析

鉴赏是审美的享受,是知识的凝集;收藏是艺术品的保护,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双重积累。本栏目将走进中西艺术宝库,"悦读"大自然的精美造物,欣赏人类古今的经典艺术。     

《管子》与汉初法制重构

《管予》渊源于齐文化,法制思想以礼、法并重为特色,齐用之而为东方大国;秦用商、韩之法迅速强大并统一六国,但秦法严苛激进,任法而废礼,致秦二世而亡。汉承秦之弊,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于偶然,也是必然中选择了礼法并重的《管子》法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史称黄老政治,使国家逐步实现了稳定与繁荣,并开创了二千多年的秦汉制度。     

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

自觉融合其它诸家学说之长,做到广采博收、兼容并包,而又有所取舍、发挥运用,是汉代儒学能够取得理论上的优势并取得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其著名者如陆贾纳黄老无为之说入儒,贾谊颇采法家之术人儒,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入儒等已久为史家广泛注意。但开创汉代儒学兴盛局面的弃学①代表人物公孙弘的综合儒、墨,从而将影响极大的先秦“显学”─—墨学融入儒学,并摈弃其中不合西汉王朝时宜的部分却无有措意者。本文拟根据史料,探讨墨学对公孙弘思想的重大影响,并试图说明以公孙弘综合儒墨为主要中介,墨学在汉代已逐渐融入儒学之中,对汉朝…     

汉铜镜纹饰的造型艺术探析

汉代,是我国铸镜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既完成了铸镜装饰工艺由单一向繁复的转化过程,又开启了铜镜与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先河。汉铜镜的纹饰图案形态十分复杂,且做工优异,极具艺术性和装饰性。汉铜镜虽为生活实用品,但它的艺术价值远大于它的使用价值,其千变万化的装饰纹样也展示出汉代人民精湛的工艺水平和广采博纳的艺术成就。汉铜镜广泛地吸收了同一时代的画像砖、石的雕铸技法和汉帛画的绘画语言,其画面构图、审美情趣也达到了亘古未有的高度。     

对一面古铜镜的推论

一九八二年九月,××调查小组在湘西土家族自治州的大庸县发现了一个上有古文字的铜镜。铜镜的收藏主是大庸所区陈家河乡马井里的田银州的老伴秦九妹。调查组的李敬忠同志对“铜镜’,进行了拓片处理。“铜镜”呈园形,直径七厘米,厚二毫米。一面光滑,一面刻有两圈文字(阴文)。外圈二十一字,内圈十四字,中间一个字。共计三十六个字。(见附图(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