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

道教石刻造像是中国宗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份。现存道教石刻造像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几个省份。尤以四川境内居多。唐代是西部道教石刻造像兴盛时期。宋代道教造像多为精品。元明以后逐渐衰落,但余绪尚延。太上老君是造像艺术的中心人物,天尊、四御占重要地位,三官大帝和各类神仙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们充分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的特点,真实地反映了道教神系演变发展的历史。     

寿星老人考

寿星老人与道教神系中的"南极老人""南极长生大帝"等无关,唐玄宗将寿星之祀设于君王诞辰节日举行之后,寿星才在晚唐时期成为道教神仙,并与生日习俗密切相关。北宋初期君王诞辰节日出现了献寿星图为贺礼的生日习俗,寿星图上的神仙还不是寿星老人。生日习俗中的寿星图发展成为生日之人的画像,寿星老人的形象由此在北宋中期出现。苏轼的《佛寿图》揭示了寿星老人的形象来源于作佛的画像为寿星图,该形象可能基于当时十八罗汉的佛教造像。     

剑阁县的道教石刻造像

四川省剑阁县境内现在保留着很多道教石刻造像,有的在四川很有名气,在全国也有影响,有的却鲜为人知。现将剑阁道教石刻概要介绍于后。 剑阁县鹤鸣山道教造像在城东鹤鸣山顶,有道教造像二十三龛,共八十八尊。白塔东起第一龛是长生大帝,是在长1.7米,宽1.6米,     

略论关中地区道教造像碑的史料价值

关中地区是我国早期道教盛行的地区之一,南北朝时期新天师道与楼观道先后活动于这一地区.这些教众结邑社、造神像,留下了大量的道教文化遗存.目前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北朝时期的道教与佛道混合造像碑石(包括一些流失海外的)大约有六七十通,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如此大鼍集中的道教文化遗存是研究我国早期道教的重要资料,但由于材料公布时间相对较晚,一些重要的金石著作和<道家金石略>均未收录,其材料仅陆续发表在一些考古与美术史学者的论文与著作中.①     

绥远道教的发展与传承

正绥远地区素有"召城"之誉,藏传佛教的喇嘛庙之多为全国少有。该地区又是一个儒、道、佛三教并存的特殊地区,三教在200多年的历史中并行发展。道教很早就已传入绥远地区,并流传至今。1949年后,在呼和浩特考古文化调查和征集中发现了大量道教文物,其中有:汉墓中反映道家内容的壁画,北魏时期的道教铜造像,清水河县下城湾云滚洞落鹰山北魏年间龙王庙遗址,红云道长修道成仙的岩洞遗址,唐宋时期的道教八卦铜镜、神仙铜镜,辽金时期的刻有道     

道、佛二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思考

作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两座重要基石,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对古代中国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由于道、佛二教自身特点与状态的不同,中国古代科学在它们中的特征与走向都不尽相同。我们从对道、佛二教的思想对科学影响的对比分析中,能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千年古岩 照见浮世沧桑——记泉州清源山老君岩老君造像北大核心CSSCI

清源山老君岩的老君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雕刻技艺最绝的道教石雕造像,也是我国道教石刻中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老君造像不仅是石雕艺术的完美体现,更是哲学思想的深刻表达。     

千年古岩 照见浮世沧桑——记泉州清源山老君岩老君造像

清源山老君岩的老君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雕刻技艺最绝的道教石雕造像,也是我国道教石刻中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老君造像不仅是石雕艺术的完美体现,更是哲学思想的深刻表达。     

张继禹副会长赴港出席“两岸四地道教界水陆大醮法会”启坛仪式

7月22日,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应邀赴港,出席香港飞雁洞佛道社主办的"两岸四地道教界水陆大醮法会"启坛仪式。仪式于上午10点在香港大屿山梅窝举行,首先由张继禹副会长、香港道教联合会汤伟奇主席、香港飞雁洞佛道社刘松飞住持上香礼拜,接着由中国道教协会袁志鸿副秘书长、武汉长春观吴诚真方丈为金龙点睛,最后张继禹副会长、汤伟奇主席和刘松飞住持分别致辞。张继禹副会长在致辞中说,两岸四地道教界联合举办法会,有益于道教文化的传播,有利于道教精神的传承,体现了道教贵德尊道、斋醮度人、天人合一的宗旨。     

闽东瑜伽教发奏科仪研究

本文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为主,以发奏科仪为中心,指出民间的"瑜伽教"科仪,融合了佛、道教的仪式传统。发奏科仪,体现出了民间仪式的融合性,以及民间道派独特的祖师信仰。在民众的民俗生活中,正统佛、道教在转化之后,得到了延续。     

三教关系论纲

道儒二教都植根于传统宗教，汉初的“黄老”就是道教的开端，汉武“独尊儒术”是儒教的开端。黄老治国，吸收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儒教言天道，在汉以后也吸收了道教的天道自然。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先是依附道教，后来独立发展了自己的心性理论。隋唐道教率先向佛教学习，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到宋代，理学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方法和理论，使儒教理论臻于成熟，佛道二教此时不仅礼拜儒教天子，而且在理论上也向儒教学习了。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仪式研究视角下的中古时期佛道交涉研究综述

正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宗教的代表,佛道交涉的现象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存在。东汉楚王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便是较早的例子。此后无论是僧道相互攻讦的记录,或是文人比较三教的论述,都反映出该现象为中国社会所熟知。作为现代学科背景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佛道交涉与佛道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佛教在跨越亚洲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适应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以及道教如何在与佛教的接触交流中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佛道交涉也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明世宗崇尚道教之特点

中国历代帝王崇尚道教者不少,究其原因,一是所谓“问治国之道”,是企图借助道教为他们“君权神授”、“改朝换代”、“社稷永作”制造神学舆论,以利夺取或巩固政权。二是问“长生之术”,以仙方、秘方、服食、符咒、斋醮等,冀长命百岁,永享荣华富贵。他们大都集信仰与利用道教于一身,间或有的偏重于信奉道教,有的偏重于利用道教,对于道教的兴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历代帝王中,尊道事绩较多,方而较广,影响较深者,要推唐玄宗、宋徽宗,明世宗了。唐玄宗是一位崇道皇帝,他大力推行唐代开国以来的尊道政策,采取许多措施,神化“玄元皇帝”,提高道教社会地位,颁布各种崇道规定,开展对道经的收集、整理、注释和传播等,促进了道教的发     

论中晚唐佛道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

佛、道二教与民间祠祀一方面有着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 ,它们本身在中晚唐也逐步走向世俗化 ,并与民间祠祀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合流的迹象。首先 ,一些佛、道教神明开始有自己独立的祠庙 ;其次 ,寺观的功能渐与民间神祠混同 ,成为祈祷祭祀之所 ,人们在与佛教神灵打交道时 ,适用的仍是人神互惠的原则。再次 ,在国家祭祀体系中 ,佛、道二教与民间神祠的地位也开始逐步接近。这种变化从唐代开始 ,到北宋时期初步完成。     

明清佛教与全真道传戒研究发微

正受戒可以说是正统佛教出家弟子以及全真道教道士完全其特定宗教身份的重要表征。明清以来,佛道两教在戒法内容、传戒仪轨等方面似乎都有自己系统完备而相对独立的发展,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早在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五十岚贤隆     

论杜光庭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唐代道教既是道教思想发展的高峰期,也是道教思想的转型期。本文以唐末道教思想家杜光庭为例来说明,道教正是以“道”为基点,努力融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提升道教的哲学理论思维水平,才建构起富有特色的道教理论,从而推动了唐宋时期道教思想的发展与转型的。     

道情考论

道情考论詹石窗一、道情的由来与体式作为曲艺的一个类别,道情当起源于仙歌道曲。仙歌道曲由来已久,到了唐朝更见勃兴。唐朝时期,由于皇帝的大力支持,道教宫观大大增多,从而道教活动也频繁地开展起来。适应了道教法事的需要,仙歌道曲广泛地制作着,尤其是唐玄宗在位...     

弥勒信仰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佛教史上,弥勒的影响尤为显著。从现存的佛教遗迹可以看出,有关弥勒的内容不胜枚举。如弥勒菩萨与弥勒佛的单身金铜造像与石窟中的雕塑和绘画都极为多样,尤其是北朝。像四川的乐山大佛、敦煌石窟的南大像、北大像、天龙山石窟大像等即是     

北朝时期的“佛道合碑”

正一、"佛道合碑"——特殊形式的北朝造像碑作为中国古代宗教雕刻的形式,造像碑是在整块石碑的一面或多面开龛,用浮雕、线刻的形式造像,通常还铭刻发愿文,记录造像缘由、造像者的信息等,用以还愿或施功德。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前赵光初五年(322)即有佛图澄造释迦像碑,这是造像碑见于著录的年代最早的一例。造像碑盛行于北朝时期(386-581),唐代时已经少有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