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性情观

在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性”和“情”及其表达的思想特别引人注目,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献特别是《荀子》中“性”“情”思想的含义。荀子论性,一面认同性乃自然成就,一如白纸;一面又认为它既有恶的倾向,又有善的倾向。荀子论情,是把它放在后天的位置上,并赋予广泛的内容,使之具有善恶一体、两端相对的特征。荀子论性情关系,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经由心的统摄而联为一体,没有性,情无所出,没有情,性无由见。荀子的所谓性恶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恶论,这一层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论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

“情理”这一特殊范畴表达了儒学与中国化中一种情理交溶,以情为源和本,以理为鹄和用的特有化精神。基于传统社会的情理精神与现代理性精神是相冲突的,建立在情理精神基础上的人治传统更可能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     

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特征、类型及原因

通过探讨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疫病类型及诱发原因,研究发现,清代江西疫灾频度为41.04%,且长期波动上升,并以夏、秋季流行为主;清代不同时期,江西疫灾流行渐趋严重,疫灾重心具有“一路向北”的迁移轨迹,疫灾分布受制于人口分布重心和自然灾害多发地的空间格局;清代江西疫病类型由单一向多样转变,传统疫病的影响开始让位于新型疫病,其中霍乱影响最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战争动乱是诱发清代江西疫灾流行的主要因素,且表现出“多-少-多”的变化路径。

     

清代词学与易学

易学是清代词学重要的理论源泉,在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中,无论是词的创作心态、技法,还是词学审美观、词学诠释学,乃至词学的发展史论等,均受到易学不同程度的影响.易学中的“修辞立其诚”、取“象”、“阴阳刚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色自然、变通发展的理论均渗透到词学领域,滋润灌溉了清代词学.     

性别、性别角色和性别观念对大学生人格特征的影响

通过对北京市5所大学552名大学生的调查,探讨性别、性别角色类型和性别观念类型对大学生人格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1)性别角色和性别观念比生理性别对大学生人格特征的影响更大。(2)双性化大学生具有更多积极的人格特征;传统型大学生具有较高的面子;反传统型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宜人性和较低的面子;冲突型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神经质、防御性和较低的宜人性、灵活性;未分化型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宜人性和较低的神经质。     

论清代家庭道德生活

清代家庭的同居共财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清代人的基本家庭道德观念和根本的道德选择就是以家庭利益和家庭和谐为目的。在清代人看来,家庭利益的保证就是重视忠孝,家庭和谐的前提就是处理好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和长幼关系。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友弟恭、长幼互爱的道德原则并未被清代人所严格地遵循,清代家庭道德生活出现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新现象。     

明清医案中的医患互动考查

通过对明清医案中记载的多种形式医患互动进行总结,概括医患间藉由诊疗、交游、诗文等途径所形成的相互博弈又合作共赢的复杂社会关系。探索医者与社会、医者之间、医者与患者及与患者家人之间形成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包括社会时局对医者生存状况的影响,医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医者与患者的博弈与共赢,患者的知医、择医与换医等问题。以医案为研究对象,分析明清时期医疗社会环境以及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以期丰富现有医疗社会史研究,重构明清医疗图景。     

清廷汉传佛教管理制度浅析

清代汉传佛教管理制度是建立在满族统治者的文化和宗教策略之上的。根据政教分离、王权高于教权的宗教管理模式,清初的统治者借鉴前朝的宗教管理经验,建立了系统有效的佛教管理机构和僧官制度,实施了资格审查制度、官方登记制度和定额管理制度,从而较好地掌握了佛教发展状况,合理地控制了佛教组织规模。清中叶以后,因农民起义和西方列强的入侵,统治者无暇顾及对佛教的管理,佛教管理制度实质上已废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封建僧官体制亦被废止,清廷的佛教管理制度由此终结。     

《性自命出》性情论辨析——兼论其学派归属问题

《性自命出》作为儒学文献虽为诸多学者认同,然而亦有将之归结为与道家或法家思想更有相通之处者。依笔者之浅见,否认《性自命出》的儒家学派性质多出于对其中性、情两个重要范畴的误解。本文拟从深入辨析《性自命出》的性情论为基点,一方面纵向探索《性自命出》与孔子的学术关联,另一方面横向剖析它与道家、法家的思想分歧,旨在说明,就《性自命出》不离孔门之宗而又异于道、法之旨而言,它当属于儒家文献而无疑。     

明清商人伦理形成之内在冲突及其特征

明清商人在传统儒家伦理化和制度歧视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自己内在的心理冲突,正是这种内在冲突促使明清商人形成了其特有的伦理特点及其伦理的历史命运,这对当前中国转型期间的经济伦理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青州城历史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以广县城与广固城为研究重心

青州城市建成区一带,历史时期曾经先后存在四座城市,即广县城——广固城——东阳城或南阳城——满城。广县城,西汉时期既已存在,之所以产生于下圈村一带,关键在于其地地处高阜,不宜受到洪水侵袭,且南倚含水丰富的岩层,无缺水之虞。广固城建于魏晋十六国时期,因时逢乱世,地理上重军事防御的色彩明显。由临淄城而广固城,历史时期青齐地区实现了第一次中心城市的转移,就魏晋十六国乱世而言,这一城市选择行为是相当成功的。进而论之,代广固城而兴的东、南两阳城及清代的青州满城,之所以均大体不出今天青州市区的范围,与它们均接近青齐地区几何中心的地理位置关系极大。     

王培荀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与创新

王培荀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对传统史学多有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念与认识,在传承之中体现出创新意识,他的史学思想和史料观对后来晚清民国史家新史学的观念形成起到启迪作用,具有进步性。王培荀勤于撰述,记载保留诸多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后人研读、了解明清两代社会状况不可或缺的资料,方便学者,嘉惠后人。     

论清代《管子》校勘中的学术传承——以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为系谱的考察

有清一代,《管子》校勘领域有着鲜明的学术传承。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三代学人,秉持乾嘉考据学之方法,致力于《管子》校雠事业,为后世的管子研究提供了扎实可信的文献基础。故对这一学术系谱进行考察,既可认清其在管子研究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转型中之地位,亦能借此个案了解清代子书校勘之命运。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重读《中庸》——关于性情道诚和中节诸问题的若干思考

郭店战国简书《性自命出》等儒家早期著作的发现,使我们获得了对于早期儒家思想发展情况的新认识。将《性自命出》的思想内容与《中庸》这部儒家的形上学著作进行沟通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庸》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性情思想方面的论题,这主要表现在性、情、道、诚、和、中节等问题上的思考上。这些伦理思想与哲学思考构成了早期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清末北京首家官立医院

1902年,北京发生霍乱,死亡无数。为了救助贫民和乞丐,清政府成立临时的医疗机构——北京官医局。1903年,北京官医局变成常设医疗机构——医院。北京官医局是北京的首家官立医院,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政府开始改良医学,重要措施之一即是设立官办医院,后来逐渐成为民众医疗的主体。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廖平的《左传》研究

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晚清学术在今古文学的激烈冲突中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左传》研究一直是核心的内容。晚清《左传》研究主要呈现出刘逢禄、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与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两大学派争论的态势。廖平的《左传》研究,与两派的学术路径既有联系,有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特色,在晚清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值得关注。     

清代理学的特点

The lixue 理学 (learning of the Neo-Confucian principles) of the Qing Dynasty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lixue in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but it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re was no primary direction and core train of ideas. Second, there was no creativity and the emphasis was made on ethics. Third,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lixue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partly resisting and partly integrating with the latter. Fourth, the tradition of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of the Han Dynasty co-existed and had disputes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Translated by Huang Deyuan from Shixue Jikan 史学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n History Studies), 2005, (3): 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