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现代儒家左派的兴起

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梁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说的现代重构

梁漱溟将“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解决首先寄托在对大众具有精神感召力、能担当感化人生向上、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使命的圣贤人格造成上。他融合儒家和现代生命哲学思想,对儒家式的圣贤人格进行了理论重构,提出这种人格应具有思想力、能明辨是非,有真性情,为求真理而力行,富有创造力、意志力、宽容心。人格的道德追求已由传统的“至善”转换为“生命流畅”。他结合乡村建设实践,探讨了通过圣贤特质的人格范导功能,影响大众人格境界提高的人格培养模式。就现代人仍需要通过现实的模范体现的理想人格境界作为人生范式和价值取向导引来看,粱漱溟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益的启示。     

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都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所谓的“自己学”,他并依据自己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粱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努力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现代新儒家论“直觉之知”及其意义CSSCI

"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其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牟宗三都力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深入开掘中国哲学传统中"直觉"之意义,以区别于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而凸显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哲学的价值与"自性"。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并非一味囿于中国哲学传统,而是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力图改造中国哲学传统,以使其具有现代性。     

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意识与文化自觉

现代新儒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凸显和张大了传统的道统意识,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表现为民族精神的认同意识、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和全球语境的弘道意识,转化为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情怀和自觉担当。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漱溟与唯识学

正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在儒学与佛学之间的互动融通中发展起来的,无论其为人处事还是著述治学都有融儒学与佛学于一体的理论尝试,在深层义理上呈现出超越形式层面的真正会通。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遭遇了被视为代表人类文明最高程度的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的梁漱溟也不能回避东西方文化间的对话问题,不得已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进     

“新左派”知识分子关于民生问题的思考及其启示

在社会民生问题上,“新左派”知识分子强调以社会公正公平为首要价值诉求,注重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强调国家(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坚持保障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利益的立场与关怀,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思路.尽管“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考仍欠成熟,但为今天认识和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拓展了思考空间,其强调立足本土、洋为中用的学术本土化意识和研究取向也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他们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成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贯通及天与人合德的意义.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国家文化转型与创新的重要观念。费孝通将文化自觉界定为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四方面的自知之明。现代新儒家正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分析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四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与创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现代新儒家对公私观念的探索与重构

现代新儒家在反思"五四"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了中西公私含义及其现代转换,并就儒家公共性进行了本体论建构。梁漱溟从中西文化的比较入手,提出以"意欲"区分文化类型的思路,并以"意欲"的不同阐释公私的差别。唐君毅将"自我"作了"现实自我"与"道德自我"的区分,认为"道德自我"是一个包括和统帅一切活动的"觉照",是形上本体。杜维明认为,"自我"包括"仁"与"礼"两个方面,它不仅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也是能动的自觉发展过程。杜维明将"自我"的实现与转化看作存有的连续性过程,并为"自我"的终极转化进行了本体论的设定与阐释。     

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是否可能

儒家伦理包括理念和行为两种形态,由此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就分化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转换和以儒家伦理为基调而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儒家伦理思想的转换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

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应对自近代以来的哲学失语症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反传统风潮,现代新儒家产生了为中国哲学争夺话语权的强烈自觉,他们通过向西方世界发表集体《宣言》、以英文著述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现代新儒家在中西会通中提炼和创新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打造了两层存有论、道德自我、内在超越、内圣开新外王、儒学三期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表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西方话语激活传统哲学话语,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推进了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其得失为当前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开新”还须“返本”:现代新儒家一个基本信念析论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生态文明

以先秦儒家为开端形成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无穷宝藏,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关注的对象是"天人合一",它理应成为现代生态文明的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应成为现代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生态文明实践具有积极启示.     

人心是何?现代新儒家的心理观

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如何深化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联系,促进其对心理学的贡献成为了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以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在批判性接纳科学心理观的基础上,主张心理是多层次的存在,强调了心理的自觉性、能动性、生成性、道德性等内涵。新儒家的心理观既能启发本土学者妥善解决中国文化与心理的关系,又能推动建立一种既关注大脑生理机制与心理机制又蕴含本土内涵的综合心理观。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