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义探微

"格义"乃中土佛教学者诠解融通佛教思想学说之阶段性方法.本文通过"格义"史实与方法之考述探察,认为"格义"包括注经解经之"配说",名相概念之"拟配",性空逍遥之"炉冶".法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之概念比配之格义不足以全当"格义"之名,以之为基础所作"格义"之广狭义或基本义与引申义之区分并不恰切."格义"方法之演进实文化交互之必然.格义方向之正反或顺逆,应于文化交互之历史情景与历史意义上言之.     

纬书形成问题和纬书思想研究的动向

<正> 一、谶纬思想的流行和纬书的形成所谓“谶纬思想”,有广、狭二义。从狭义来说,是指自前汉到后汉所流行、形成的纬书思想,而作为这种思想的根干的是阴阳五行思想、灾异祥瑞思想、星宿预征思想、神仙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不仅对汉代社会的变迁以极大的影响,而且曾风靡于思想界,构成汉代思想的特色。这些思想中所共同的东西是带有神秘、呪术色彩的成分,因而常受到站在富有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立场的批判,往往被人们忽视;然而要研究汉代的思想,对它是不应当忽视的,因为构成汉代思想特色的正是纬书思想。     

中西哲学术语的双向格义--以《论语》为例

“格义”原本是魏晋时期流行的解释佛经的方法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 ,为生解之例 ,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对于这句话 ,《哲学大辞典》的解释是 ,“将佛经中名相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和辞汇进行比附和解释 ,认为可以量度 (格 )经文正义”。冯友兰说 :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① 既然是类比 ,当然不会确切 ,据说 ,“格义”之法被鸠摩罗什更加确切的翻译法所取代。但我很怀疑确切的翻译能够离开两种语言之间的类比 ,比如 ,汉语佛经中“有”和“无”、“空”等术语的意义 ,是否能够离开与道家思想的类比呢 ?“格义”在佛经翻…     

《白虎通义》与谶纬关系新证

现代以来学界一般都以《白虎通义》一书杂于谶纬而轻视其思想品质,但事实上《白虎通义》引纬不引谶。在对谶纬的研究中,有以谶纬为一物者,有分谶纬为二者。经过对《白虎通义》之引纬书的研究,可分辨谶与纬在性质与内容上的不同。并且,其所引纬书部分合于《白虎通义》解经之旨,而不同于谶纬本身神话化、迷信化的世界观。《白虎通义》在世界观上合乎五经之义理,又受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包含了一个以数度化为特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体系。     

从公孙弘看汉代齐学与墨学的融合

从公孙弘看汉代齐学与墨学的融合范学辉齐学存在广、狭二义之分，广义齐学泛指战国时代形成兴盛或流传于齐地的诸家学说，主要以“稷下学”为代表；狭义的齐学则专指儒学传入齐后与齐地的齐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相融合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齐地儒学。本文所谈齐学即是狭义上的...     

东晋玄言诗 玄释融合的文学表达

正一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为了便于理解,讲说者(以东晋竺法雅为代表)往往"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南朝梁·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也就是用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来诠释佛教般若学,是谓"格义"。尽管这种诠释方式并不准确,因此至南北朝时期逐渐消失,但却是当时佛教融入中国最方便的捷径。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谶纬与古文经学关系之再检讨——以刘歆为中心

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古文经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虽然遭到一些古文经师的批评,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古文经师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     

析"物不迁义"之双重论旨--兼评澄观镇澄对物不迁义之诘难

<物不迁论>之主旨非言物性,乃言动静关系,物不迁义含俗谛义、真谛义双重论旨.以俗谛义解之,物不迁义乃以俗谛破俗谛,重在破执;以真谛义解之,则有"立"之意义,立万法假有性空、动静皆空义,契合般若空观.此二义前者为明为显,文之所重;后者为暗为隐,隐而未发.以此双重论旨解之,则对物不迁义之聚讼纷争及澄观、镇澄所提诘难皆可迎刃而解.     

《太平经》与谶纬关系考析

《太平经》一书内容庞杂,思想多源,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但总的看来,《太平经》的成书时代,也是谶纬流行的时代,所以,它的出世神话及其思想内容都与谶纬有密切关系.本文试从《太平经》的出世神话及思想内容等方面,对《太平经》与谶纬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     

论两汉章句之学的谶纬化

由于两汉的章句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而谶纬又主要是今文经学神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产物,这决定了谶纬说不可避免地会对章句之学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从两汉章句从膨胀化到减省化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证明——王莽时代“减省章句”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谶纬说来改造章句的过程;光武帝时代对章句的重新减省,也是以谶纬为准绳的;至于东汉其他时期对章句的减省,同样不脱谶纬的影响。残存于今的《孝经章句》,则为章句之学的谶纬化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格义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的探讨

<正>格义佛教是魏晋佛教中国化过渡时期的重要阐释学方法论。印度佛教为了扎根中土,必须迎合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依附传播,便逐渐与儒家名教妥协。竺法雅的格义是把佛教玄学化,如引用老庄、易经的概念进行比较,拟配外书,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佛教名相带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其中容纳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思辨方法。     

王涣：蹈羔羊之义

正《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初二年(108年),邓太后下诏褒扬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这是"羔羊之义"这个词语的由来。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羊有角不触人,杀之而不悲啼,跪享母乳,知仁、知义、知礼,集各种美德于一身,是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羔羊之义"指为人清白有节操。那么,这位"蹈     

支遁“逍遥新义”新诠——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

据史载,支遁曾在向秀、郭象之外另立新说,阐发《庄子》逍遥义。但何谓支遁"逍遥新义",因相关资料有限,异说纷纭。本文指出:支遁新义并非是对向郭的简单肯定或否定,支遁的阐释立场和角度与向郭有所不同,他化用老庄和佛学思想,将二者予以嫁接。但与前人普遍采用的"格义"解释模式不同,笔者并不认为支遁仅仅是运用时人熟悉的老庄来诠释佛教的般若学和禅学新知识,或者运用后者来发挥前者的固有之义。为了厘清支遁的"逍遥新义",必须整体考察其"即色说"与逍遥义的关系,考察其思想与宗教实践的关系,考察其言行的时代背景。为此,作者梳理了前人观点,重点对陈寅恪格义说、汤用彤对支遁与向郭玄学关系的论述、即色义与本无义的关系、道安是否反对格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陈那的所缘缘二义观及其影响和意义

陈那的所缘缘是继承了小乘有部所缘缘所蕴含的"所缘"与"缘"这二义思想并对小乘所缘缘加以改造而来。它吸取和融合了有部的形象实在论及经部的带相说,使所缘缘二义思想得以强调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将这二义置于自宗唯识思想的框架之下。陈那的所缘缘,对后期唯识学有重大影响,在唯识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其带相说及形象实在论,即"有相唯识说",成为区别唯识古学及其"无相唯识说"的主要标志,适应了唯识古学向今学的转变,同时对于破不同层次的心外法从而全面证成今学的"唯识"思想,亦具有重大意义。     

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是汉代的一种具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它的形成,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结合的精神成果之一。具体来讲,齐地的方士文化与鲁文化的代表儒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组合形成了谶纬之学,并对汉代政治和文化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守约以治广”思想在汉代装饰艺术中的诠释

"守约以治广"是汉代设计总的思想基础,其虽提倡简约,但目的是达到整体的稳定与调和。"守约以治广"设计方法以抽象的表现形式传达出朴素真实的风格,而汉代装饰纹样具有质朴、传神、气势雄浑的艺术特点,充分体现了"守约以治广"的设计思想。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