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向现代转型视域下的公共道德的辨析及构建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论“个体品德”及其培育的当代意义

所谓"个体品德",是指在内容上多涉及个人应具的品格而不涉及人际、群己交往的品质、人格、人品,它与"私德"概念是一种交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逐步重视"个体品德"或者私德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0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且加以规定的"个体品德",是指党和国家对个人私德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提出并养成培育个体品德的当代意义在于:注重个体品德培育符合古今中外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规律;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是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偏颇的纠正;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特别是干部的道德素质。     

公共精神:公德的价值之维

新时期铸就公民较高的公德素质,有赖于公德的价值内核,即公共精神在公民心中的真正确立。所以,探究公共精神在新时期话语场域的新内涵、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对于公民公德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以公共精神为价值内核的公德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外在的他律性道德要求,要使公德成为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约束,就必须将公共精神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内化于公民心中,使公民发自内心地、自觉自愿地发扬公共精神,遵守公德。公民对公共精神的自觉,也是公德建设的目的所在。     

公德、私德散谈

公德、私德品相对待而言的两种不同的道德现象。一般地说,公德直接涉及社会整体利益,以对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责任为表征。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爱公物、好公益、公正、人道等。私德相对公德而言,是指人们在私人生活和私人交往中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一般不直接涉及对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责任,不直接涉及社会     

儒学私德论的起源及意义——基于东亚视阈的考察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以来关于公德和私德持续不断的学术讨论热潮。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概念的使用是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所以东亚视阈是理解其思想的一种有效补充。基于这一视阈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早期公德私德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以积极性和消极性作为区分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并在此标准下将儒学评价为消极性的私德，不过梁启超仍然重视儒学的消极性作用。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启超言论活动的重心虽然从公德转向私德，但是他的思想结构并没有变化，即始终是在消极性私德的意义上重视儒学的价值。     

儒家道德缺乏公德机制论

公德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从100多年前近代思想家粱启超警示世人公德严重缺乏至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如何推进公德.在实践的工程里,借鉴古代道德资源是一个必然的课题.其中儒家道德尤为重要,因为它一直是在中国起支配作用的意识样态之一,而且儒家道德的主干德目"仁"也容易使人与公德进行自然的联系,但这是一个误区.儒家虽然重视人际关系之间的规范,但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而主要是血缘关系中的追求,体现的是自己本位的价值观,重视个人修养正是这一价值设定里开出的自然花朵,即使有"泛爱众"等公德的隐性因子,但也因儒家道德本身缺乏驱动因子而趋向夭折.     

论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路径——以孔孟荀韩为中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思想有"由内而外"及"由外而内"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孔子之"循亲成德"与孟子之"循心成德"路径,后者包括荀子之"循礼成德"与韩非子之"循法成德"路径。"由内而外"之思路,强调道德意愿与道德行为、私德与公德、个人道德与社会整体道德之间的连贯性,核心在于"内源性"道德意愿之培育。孔子侧重血缘亲情,孟子更多关注普遍性的人心与人性之善。"由外而内"之思路,主张外在行为规则体系之重要性,由道德行为之养成而塑造道德意愿,由公德之规训而成就私德之完善,由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之维护而营造个人道德实现之氛围,核心在于"外塑型"道德意愿之养成。荀子之礼,贵在柔性教化与熏陶;韩非子之法,重在公正无私地确保社会道德底线。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新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要求实现道德建设"由圣入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新指向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把以人为本与现代性"平民化人格"联系起来,以生态和谐观念寻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

梁任公以公私分判道德的理论运思,旨在推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转化以建立民族国家和国族认同.《新民说》以道德关系的性质为判准区分“公德”与“私德”,其中《论公德》一文力主“公德发明论”,《论私德》一文力主“私德推衍论”,二者代表着转化个体和群体的两条迥异路径,其前后转变表明粱氏对于中西新旧的认识从对抗走向了融贯.但由于以道德关系的性质区分“公德”“私德”存在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诸多误解,也潜在使得百年来公私道德的讨论始终跳不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时代任务转变、文化出现断层等原因,走向“公德养成论”可能才是保证社会公德建设理想效果的明智选择.     

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

目前 ,如何在全体公民中进一步开展公德教育 ,树立公德意识 ,再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 ,分析儒家伦理由于强调家庭私德至高无上而具有的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 ,并由此探讨缺失公德现象的深层文化根源。一说儒家伦理具有压抑公德的负面效应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在大力肯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主要适用于团体性家庭关系的私德规范的同时 ,也曾明确提倡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 ,因此并不能说完全不重视社会公德。不过 ,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