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无论是在柏拉图那里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他们颇具代表性的灵魂二分或三分学说中均没有意志概念的位置。我们可以说,在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中并不存在着一个意志概念。而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与意志概念相关的行为道德责任问题,特别是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自愿与不自愿概念时,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和理性二元结构是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解释行为道德责任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意志概念是缺席的。赖尔与威廉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观点认为,没有意志概念的古希腊道德心理学比有意志概念的现代道德心理学在解释与说明人的行为上可能更为成功。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意志概念不是一个心理官能和心理活动的概念,而是同行为的主体性相关。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行为心理学,它所根本缺失的恰恰是行为的道德责任概念。     

听从逻各斯的实践何以可能?——亚里士多德论希求

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是古代西方哲学的焦点问题之一。亚里士多德继承与推进了柏拉图的思想,提出希求概念,它标志着理性和欲望(欲求)的统一。本文首先结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对希求概念的演变进行简要梳理;继而考察希求背后的欲求与努斯、真的善与显得善之间的关系,表明希求是对于"真的善"的欲求,揭示了灵魂统一的可能性;最后,通过这种灵魂-伦理学的澄清,触及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培养好人,表明希求概念同样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理性的区分

什么是哲学或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的回答直指在者之在。这种回答与他追问“思想的第一开端”有关。而博德尔的见解与之不同,他认为,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这种爱体现为一种概念的表达,一种智慧的给予,它涉及到概念理性,哲学是在这种理性中实现出来的,它不能还原为本体论、神学。理性区分为三种类型:自然理性、世界理性和纯粹理性(即概念理性)。前两者是理性之内的区分,而纯粹理性是理性自己与自己的区分,后者产生了形而上学。     

手段抑或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思虑之对象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对他而言,欲望是设定目的的,思虑为实现欲望目的而寻求手段或工具。对于这个区分的解释,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持休谟主义的解读,认为理性是为欲望服务的;另一种持理智主义立场,认为理性思虑不会局限在寻求手段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理性思虑可以设定目的。本文在分析这两种解读各自的合理之处与存在的问题之后,进而考察一种被以上两种解释所忽略的情况,以此尝试提出一种可以兼容两种立场的解读。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苏格拉底的“幸福主义”与统一主体 ——以对特伦斯·艾尔文的幸福主义划分的批评为基础

苏格拉底的幸福主义命题主张"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幸福"。艾尔文依据"是否承认有无关于幸福和善的其他人类行为目的"来分析这一命题的著名区分,容易导致一种会否认人类行为者统一主体性的人类灵魂和行为分析模式。但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这一命题,即苏格拉底是在主张"我们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追求幸福和善"的基础之上探讨构成幸福的不同善是否具有完全可通约性的问题,则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苏格拉底及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伦理学理论,也能阐明这样的理论对行为者的统一主体性的可能建构。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 ——基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看作不可与身体分离的生命的形式。他区分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与思想性灵魂。借助对有理智的生命的灵魂结构的解释和对思想本身的结构的解释,亚里士多德使思想在灵魂中获得了最重要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驱动人的运动的最后原因。在人的灵魂中,他区分两种指向善的原因——思想与欲求。欲求被看作灵魂的思想性活动部分与动物性活动部分趋向善对象的气质倾向。他区分欲求的三个要素:思想活动部分的希望、动物性活动部分的欲望与感情。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结构在理论上容许在灵魂的动物性活动部分拥有区别于欲望的欲求。这种欲求被解释为对于肉体快乐以外的其他快乐,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被解释为选择。     

罗尔斯的the reasonable和the rational之区分的实质与中文翻译

为了建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或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对reasonable和rational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区分。从思想来源看,他的区分包含了对康德关于纯粹的实践理性和经验的实践理性的划分观念的解释性继承、以及对西布利关于reasonable和rational的区别之观点的基本借鉴。从内容看,可以把这种区分理解为它是围绕人们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主体样式、能力理念、基本状态而展开的,其实质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公道要求与善目的要求的区分。根据这种实质和中文相关概念的日常用法,可以把reasonable和rational分别翻译为"公道的"和"明智的",或"公道理性的"和"善目的理性的"。     

情深而文明——舍勒爱欲观与佛教爱欲观的比较

为了对爱欲问题有深刻和丰富的认识,本文试图对舍勒的爱欲观和佛教的爱欲观进行比较,从爱的观念、爱和欲望、爱和理性等方面进行分析。舍勒认为人的精神人格的核心是爱而不是理性,佛教也认为爱欲是一切生命有情的核心。舍勒认为爱是发现新价值的一种精神位格的行为,因此把欲望和爱区分开。佛教认为爱和欲望是一回事,但区分了染污爱和非染污爱,或者强调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培养。舍勒认为爱优先于理性和认识,佛教认为理性或者智慧更重要,但也要智悲双运,不能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