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构建是以“义利之辨”为基础 ,以“富国安民”为中心 ,以“均而安”和“节用”等德政措施为手段 ,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向目的 ,具有德性主义的性质。     

大同世界与大学、中庸之道

大学、中庸之道是达到世界大同的路线、方法。大学之道中 ,“明明德”讲的是“内圣”之道。“亲民”讲的是“外王”之道。“止于至善” ,重点是论述如何以隆礼、尊贤、富民之道来实现大同社会。中庸之道亦即中和之道 ,是用和平方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推动人文社会衍化、发展、提高 ,表达了东方的和平哲学思想。东方和平哲学思想与西方斗争哲学思想有着根本分歧 ,可以通过以东方和平哲学思想建立精神文明 ,以西方斗争哲学思想建立物质文明来实现世界大同 ,并由此确立儒学理论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回到“社会的”的社会管理

从“十六字方针”到十八大的“二十字方针”的创新提法的提出,我党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之路上不遗余力。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模式发展之路上也受到来自现实实践之路上的“路径依赖”、“权责不明”、武断专行、“面子工程”等的严峻考验。重新对“社会性”进行解读,尝试性的对社会管理路线进行剖析,提出“回到社会的自我管理”这一提法,并展开焦点分析,在“党政本位”依旧是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下对“人本位”有一个新的深刻认识!从而回归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自我管理理念!     

打好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经济牌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主峰。位于我省东部,邻近四川、湖南二省东西界,横垣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大斜坡地带的江口、松桃、印江3县10个乡镇之间,最高峰海拔2572米,总面积4．19万公顷。1986年列入国家自然保护区,并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网,素有“峨眉之秀,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泰山之威”的秀丽风光,自然景观和人景观浑然一体。特别是以佛教化为主体的梵净山历史悠久,“众天下名岳之宗”,最早开发于16世纪明万历年间,修建梵刹庙宇,开凿朝山便道,48大脚庵4大皇庵,是我国唯一的弥勒道场,成为驰名全国的五大佛教朝圣名山之一。打好梵净山佛教化旅游经济这张牌,对于打造贵州“天然公园省”意义重大。     

佛教财富观与寺庙经济

佛教财富观与寺庙经济拉灿佛历来倡导“利乐有情”、“农禅并重”的人间佛教思想。在持戒修行的同时，不放弃对物质世界的注重和对世间财富的获取，并主张通过合法途径和非暴力形式，反对非法交易而获取暴利。佛教以慈悲之心主张社会经济发展，大众丰衣足食，即佛教不主张...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

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实是“以礼化心”.一方面,礼是贯通古今万物之大道,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根本,能安化百姓,平治社会,使天下归于正理平治之“善”.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师法教化,心能由“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而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心必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人具备仁心善性之“德”.荀子“化性起伪”哲学的要旨就是强调理想的人格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个体德性的养成要透过后天不舍须臾的师法积习而善化,在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的同时,完成个体之积善成德.     

《周易》谦卦的哲学、伦理学内涵

谦是君子之德 ,它的前提和本质是“有”,有智者之真、知、才 ,有仁者之敬、爱、德。其外在表现却是无有之“虚”,抑己之“让”,这是人们行为处事的成功之道。谦又是文明之礼 ,在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都有积极的作用。     

稷下先生社会地位刍议

以钱穆先生的《稷下通考》为依据,我们对稷下先生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排异式的分析。我们认为齐国稷下先生是有“师”或“大夫”之职的君主之臣,而非单纯的君主之“师友”,稷下先生的社会地位具有模糊性、不连续和不稳定的特点。     

“平庸之善”与功夫的“外体化”——走向人类成熟之路

“平庸之善”是由阿伦特“平庸之恶”一词引申而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可以说是“平庸之善”,即善行成为人们无需思虑决断的常态。这种常态需要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更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条件。传统儒家“风行草偃”的观念揭示了个人修炼功夫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即个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功夫可以“外体化”为社会风气(文化)和社会体制，而大众的功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体制的“功用”表现。只有当个人的德性“外体化”为相对独立于个人修持的社会存在，形成体制性的保障和文化氛围，才能防止“平庸之恶”的泛滥和促进“平庸之善”的形成。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态来看，功夫的提升就是“人类的成熟”;个人功夫“外体化”为社会的体制和文化，就是人类总体功夫的“体身化”。     

试论孔子“信”伦理观念的教育价值

孔子认为,“信”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并贯穿于全部社会生活之中,它是“仁爱”的必然要求,亦是“行仁”和“仁政”的具体体现,没有“信”就无所谓“仁”。因此,孔子把“信”确定为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内容,同时也把“信”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立教方法。面对东西方的伦理道德危机,当代社会生活必须强调修“信”和养“信” 的重要性,崇尚取信于民的治民之道、童臾无欺的经商之道、讲信明义的交友之道和言行统一的自立之道。     

谈“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概念

由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三同志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以下简称《原理》)对“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这三个概念作了如下的区分和规定: “社会经济形态”专指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有机体”则是一个范围最广的范畴,它包括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包括不能归入上述三个层次的其他社会要素。我们认为,《原理》对这些概念的上述规定是不妥的。     

墨子“贵生”的伦理机制及其现实意义

墨子以“天下莫若身之贵”阐释了生命存在的伦理之义,并从“生,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的视角,表达了对人之为人的自在与自为的“生”之内涵的洞察与感悟。这种感悟既是人之为“生”的一种道德境界,也是对人的“生生之道”在伦理意义上的孜孜以求。墨子对“生”的追求强调在普遍意义上的德性之欲,故而以“兼爱”为机制,在“兼”的社会化过程中来表达对“众之生”的尊重。所以,“兼爱”是墨子实现“贵生”的伦理设计,“兼”体现了墨子对人生关系、社会关系应该如何的一种德性之约,确切地说,“兼爱”是实现“贵生”的社会道德要求,更是人何以“贵生”的一种伦理手段,此与当代社会的和谐建设有借鉴之功。     

为“金规则”辨

学界近年在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中国式的“金规则”的议论中,存在不少误读、误解。择要言之,一是将“金规则”之“金”理解为“道德价值最高”;二是用“知道做不到”质疑、贬低“金规则”;三是以“不同”的存在否证“金规则”：四是认为“金规则”不适合现代社会。然而经过仔细辨析可以发现,这些其实都是不确之语。     

道教视野中的“婴孩”意蕴

婴孩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婴孩在道教中的含义丰富且深刻,概略言之,有无名、无欲、无为、守一、自然等意蕴.事实上,道教关乎长生久视的修行很大程度上是以重返“婴孩”之质来考量的,如:追求婴孩“精”之充足,追求婴孩“气”之冲虚,追求婴孩“神”之自然,等等.“婴孩”之简单寡欲、率真与自然等品性对于当代社会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诚信与公民社会散论

“诚”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本体特性之义和德性之义 ,“信”具有主体对客体的态度 ,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行为 ,客体对主体的状态三种情形 ,“诚”与“信”之间略有差异。诚信不完全等同于信用 ,诚信的特点是主观性、渐成性和根本性 ,信用之所以具有伦理品格是由它的时间差、不确定性和不充分性等特性来决定的。公民社会异于威权社会 ,它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 ,在平等交往、契约自由、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公民社会 ,诚信具有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学理根据。维护公民社会的诚信要注重社会机制的建设。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探寻新时代宗教工作“导”的路径

党的二十大要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     

江苏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初步思考

江苏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初步思考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这是一个新的命题。虽然从“六五”开始，‘明确地把国家发展计划规范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但是主要按部门分立，并把“社会”限于科、教、文、卫和城建等领域，忽视了整个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庄子》之“游”性体验的身心共融

“游”体现庄子对自由的执着追求,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追求自由、诗意的理想境界,集中蕴积在“游世”、“游心”和“游境”的生存体验中。“游”作为一种生命动势及审美的节律呈现,成就于人与自然、身行与心知、个体与社会的有机合一,且融入真实、全面、自由的“真人”之境。在庄子那里,身体之游是以身体之动而身临其境,精神之游则是超越世俗的思想之游,真正的、完整的“游”性体验也必须是身体之游与精神之游的共融及合成。这种身心之游且共融所蕴含的艺术精神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创作和欣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类群本位的公共生活理念与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由市场经济所直接推动的“世界交往”历史形态的生成,标志着人类逐渐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自主自觉的类群公共生活时代,或曰“世界公民社会”时代。作为一个内蕴丰富的意义符码,“世界公民社会”最显著、最突出的人文特征在于,它是对交往的普遍化所要求的“公共理性”的表达,是对与之相应的以模塑现代“公民社会”民众之普遍的“公共理性”精神为根本追求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彰显。就学理性意义而言,在文化多元与一元并存、价值的差异与共识同在等已成为显在现实的当代中国社会,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