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论儒家王道理想的道德基础及其现代困境

基于政治正当性根源于民的政道观，儒家要求为政者以仁心行仁政。而道德层面的“仁(心)”并不以现实层面的政治分界为限，在必要的时候，亦将寻求超越甚至摧毁现实政治的界限，以改善暴政之下的民众的人道境遇，是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优先的政治观念。然而，此种政治格局并非常态。一旦进入华夷之辨的语境，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就将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在民族国家意识普遍觉醒的现代世界，二者之间的缠绕、撕扯势必更加复杂。有鉴于此，在现代语境之下，传统儒家王道理想可能需要某种更温和的理论表达。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仁义的普世价值与王道政治的情理支撑

仁指向人的情感世界,义指向人的理智世界,仁与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儒家价值根基.在儒家看来,仁义是至高至上、至尊至贵的,它既是人类的普遍尊严,也是一切政治制度的价值支撑.相对于仁义而言,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是手段,是工具,而仁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的真正目的.从“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意义上讲,仁义是比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本质的人权.以德服人的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而仁义构成了儒家王道政治的价值支撑.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王、霸的时序性--试析由王道向霸道转变的原因

王道政治作为一种理想化的为政方式,由于其独特的伦理政治一体化的体系,在道德观念上占有先人为主的优越性。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道政治由于自身体系内部的矛盾,即人性善的理论与人性的本质的矛盾、理想化的为政理念可望而不可及、过于内倾的文化导致的软弱性,使王道政治已经很难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霸道正好克治了王道的不足,是对王道的批判继承。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孟子王道理想的心性向度

王道理想是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作为一套超乎现实却又对现实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念,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人的心性之上。立足于“心”孟子提出王道缘起于“仁”,基于“性”孟子断言王道的落实在于“义”;由“心”“性”的统一确立了仁义一体的构想,据此认为,“居仁由义”是王道理想得以向现实转化的基本思路。     

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

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明王道是方孝孺政治思想的最终归旨。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环境,他对圣贤之道做出新的诠释,即是明王道的具体途径。儒家之外的百家杂流以及儒家内部偏离修身之法的异端分子都与实现王道理想背道而驰。方孝孺所谓的圣贤之道是他辟异端思想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对异端分子的驱斥态度。本文对方孝孺站在道统立场的辟异端思想进行考察。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从魏晋南北朝时“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看佛教的中国化

本文在对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后,论证佛教借助儒家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改变了佛教超脱政治的倾向,为现实的王道政治服务,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实质上是佛教的中国化。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看佛教的中国化

本文在对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后,论证佛教借助儒家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改变了佛教超脱政治的倾向,为现实的王道政治服务,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实质上是佛教的中国化。     

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

在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本文试图从世界治理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价值。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政治中的永恒存在,其产生与西方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无法突破"诸神之争"的无秩序状态,它仅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却远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儒家政治有着悠久的"王道天下"的传统,其出发点不是对一家一国的治理,而是对世界的治理。尽管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苟能重新认识儒家政治"王道天下"的传统,并能对此进行更化,将之融入到中国道路的变革中,必将会对世界治理与人类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探究

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建构的责任心理观不同,传统儒家以“天人合契”思想为主旨,强调在关系伦理的价值体系中探求责任心理的现实定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朴素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悌”为核心,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它视“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保民”的王道信念、“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为核心内容,主张以个人为起点,经由“诚”“敬”的主观修养、“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并辅以外在刑罚约戒,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责任心理思想是传统儒家学说“上本天道、下理人情”,融贯道德理想于人伦日用的中心环节     

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及其当代转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和"小康"分别代表了先秦儒家向往的两种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大同"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小康"则是相对于"大同"的一定时段的低度的社会政治理想,也是较为现实的一种理想。为了实现"小康"的社会政治理想,先秦儒家提出了以礼治国的国家治理原则。邓小平对传统文化中"小康"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科学阐释,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它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勾画了蓝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庸:一种古典的政治哲学精神——孔子政治哲学的精神追求

古典政治哲学精神是一种安详或极为清醒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孔子的中庸思想当中。孔子积极倡导并履践着这种精神,目的是为了在理想与现实、哲学与政治、哲人的生活方式与世俗的生活方式之间建立一种张力性的协调平衡关系,以便使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孔子的精神追求在后世儒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最终使儒家思想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