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政治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哲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原理为依据,不仅对许多理论家的各种错误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而且发动了变革俄国社会的革命活动,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呈现出"强意识形态"特征,并创造了20世纪初期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变革的政治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地遭到否定和挑战,同时又获得发展机遇的背景下,以列宁所做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斗争为线索,重新梳理列宁的政治哲学批判理论,不仅有助于弄清当前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也为人们理解今天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的实质并树立"四个自信",提供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     

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思想先导,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依据、从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契机果断而又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     

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因而,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下,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中国由于现代产业未发达,产业工人人数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转入人数众多的农村,依靠农民继续进行。但是,转入农村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在实际中又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冲突,本文尝试理清这一冲突。     

"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时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取得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以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而科学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了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革命家、政治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解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用“集成”“总装”实现“综合创新”,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无神论学科

构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本学科"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是无神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编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概论》可以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抓手。这是一项"集成"和"总装"的工作,是一种"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无神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无神的物质世界产生了有神观念以及与之相对立的无神思想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无神论学科的基本原则。构建中国特色无神论学科要坚持矛盾分析方法,以问题为导向。     

“矛盾”概念衍变与运用的历史考察

在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的秩序规范下,具有对立、抵触等否定性意涵的"矛盾"一词,在中国古代并不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而具有唯物辩证法意涵的"矛盾"概念,是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日本和苏联传入中国的。随着瞿秋白将"矛盾"概念引入中共主流话语,"矛盾"逐渐成为批判和解构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等敌对势力的重要概念。此后,毛泽东对"矛盾"概念进行了理论建构,使"矛盾"作为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得以阐释和说明,辩证法也借"矛盾"实现了大众化。在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转换中,只有将敌我矛盾、阶级矛盾等斗争性"矛盾"概念弱化,并聚焦表征生产与需要的社会主要矛盾,才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之二)——“二为方针”与反对自由化

邓小平是构建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为迎接中国新的文艺春天,吹送东风,焕发精神,形成氛围。他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思想美学的党性原则、工农兵方向、人民至上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废止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确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意运用实事求是的辩证方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总结。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实践路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掌握革命话语权的现实需要,通过开展诸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理对话,逐步形成深入结合中国实际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实践路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构建三民主义理论时,将中国国情纳入考察范畴,并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具体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创新话语方式、扩展话语内涵、提升话语能力的重要标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由概念提出、学理对话,逐渐过渡到形成革命运动的实践阶段,“社会革命”由此被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进程。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过程与实践路径,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实需要,折射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从“两面神”思维到救赎史观——试论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根基

犹太问题是本雅明思想探究的重要理论背景。在他的文学评论家之职业形象的外衣下,涌动着两股相互抵牾的思想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和犹太神学。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并非进步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或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实验性和启发式的布莱希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以救赎史观为根底支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一方面,这种经犹太神学改造过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注入精神和神圣的质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崭新维度;另一方面,本雅明对政治弥赛亚主义伪救赎性质的疑虑和他笃信的衰落史观又一再将他拉向犹太神秘主义的末日拯救。作为20世纪犹太神学复兴的马克思主义路向的典范,本雅明的政治弥赛亚主义尽管在冰与火的历史实践中显得软弱无力且饱受内与外的批评,但其直面本心的理论尝试和思想遗产仍需我们认真审辨。     

“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革命与现代性并非处于二元对峙的关系之中,以历史性眼光观察,二者在本质上呈现出"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在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中,革命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即"革命的现代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完成双重维度的超越功能: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了现代性进步意识消却的弊病,从而以一种"另类现代性"的方式规避西式现代性的一般弊端。     

开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局面研讨会侧记

开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局面研讨会侧记黎声最近,全国马克思主义学会当代马克思主义筹备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市场经济新体制与开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局面”研讨会。在京的３０余名老中青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畅所欲言,热烈讨论,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哲学工作的使命（一）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认为,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个根本性的变革,它给哲学工作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和挑战。当今哲学思维的头等时代课题,是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创造马克思主义现代理论形态,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精神奠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精神脊柱。马克思主义现代理论形态,应当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熔为一炉的理论升华,它要站在世界历史新型期的高度,回答现代三大挑战。构成当代世界历史新型期的本质内容,是五大革命（即以现代科技革命为先导的产业革命,以市场全球化为表征的商业革命,以人民参与制民主为特点的政治革命,以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哲学观念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以走向每个人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为长远前景的人的革命）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三大挑战,是指以现代科技革命为潮头的世界     

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中,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与核心。深刻揭示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内容、实质、途径和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因为它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     

李达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悬置”

根据现有的文献,李达并不像其他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他似乎有意地把这类问题悬置在一旁。本文试图通过呈现李达在不同时期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态度,来解释这一"悬置"的真正原因——对李达而言,如何从政治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社会主义,要远比如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为中国古代哲学寻求一席之位,具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也即,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重要的不是一味地保有和辩护,而是一场彻底的变革,是顺应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一次改造。     

“工会再造”与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

工会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范畴,标志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进入到"自为"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目睹的工会组织,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同资本斗争的共同体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会必然出现内卷化、贵族化问题,使其倒退为狭隘的经济利益社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对工会的政治形态、职能形态、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进行系统再造,领导工人阶级革命建国,使工人阶级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工会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工会再造"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40年研讨会侧记

1989年9月19日至2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活跃学术空气,交流研究成果,由上海市哲学学会以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华东师大、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的有关系、室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40年》大型理论研讨会,出席会议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和哲学教育工作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渗透”、“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再认识”等主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现将争鸣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联系建国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尤其是近年来哲学研究的现状,讨论中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多有涉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绝对脱离不了政治的,哲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恩格斯说,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任何一种政治思维都体现着某种哲学思维,都要受某种哲学世界观的支配。同时,哲学思维又高于政治     

重评梁漱溟的“乡土中国”再造方案及其现代性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与那些保守的"复古派"和激进的"西化派"不同,梁漱溟把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情境纳入自己的思考,并试图在这个视野里探索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他论证了中国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力量在中国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相信重建以"家庭"或"伦理"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结构将引导中国走上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道路。他对"团体""合作""地缘""礼俗"等概念的重新使用,明显地强调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平等"等问题。他的"乡土中国"再造方案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奇异的景观,也为世界贡献了一种特别的制度伦理表述。     

民族复兴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为解决中国百年以来自身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重新塑造并巩固了中国的上层建筑,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的经济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中国的全面发展,以及中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创新,这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政治保证。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与资本逻辑的世界化过程总体呼应,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机制的现实体现。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理解和推进中国道路的哲学根基。     

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广大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倡导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努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我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所不可忘记的。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价值——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作为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理论的超越,蕴含着超越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该理论前提得到充分提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有其自身固有的限度及其特殊性,这种限度和特殊性阻碍了人的真正解放;社会革命则致力于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在普遍性的高度上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既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原则,也应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针与行动指南。因此,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蕴与现实内涵。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伦理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政治伦理建设,紧紧围绕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必要""何以可能"这一政治伦理建设的主题主线,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的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现实逻辑统一起来,不断丰富政治伦理价值理念,不断推进政治伦理制度化,不断强化政治正当性,不断提升政治主体德性,为新发展阶段开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征程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