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多部分与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对灵魂部分的划分,他认为灵魂的各部分在空间上不可分,仅在定义上可分。"灵魂在定义上可分"指的是各个部分的定义不包含彼此,因此,灵魂仅有三个真正的部分:营养、感知和理性。然而,灵魂的多部分如何构成统一体对于亚里士多德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生物体的灵魂都是单一的形式。《论灵魂》第二卷第三章解释说灵魂的统一性是由于"低级部分潜在地存在于高级部分之中"。本文指出这个解释是不清晰的,灵魂的统一性辩护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虚拟潜在性"概念,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将生命活动作为整体目的的论证。     

伦理幸福与沉思幸福的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一种幸福还是存在两种幸福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亚氏在文本中明确提到两种幸福,可以叫做伦理(实践)幸福和沉思(理论)幸福。不同于通常的涵盖论和理智论的解释,笔者将捍卫一种非对等的二元论的解释。笔者将从理性、至善、成全活动、自爱和他爱四个视角,来论证存在两种独立自足而又相互区别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论争与反思——基于“哲学-政治”张力的视角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由柏拉图所揭示的"哲学-政治"张力问题被转化为"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两者何以能实现幸福的相关追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沉思固然是求得至善的根本途径,实践活动也能达到最终目的。然而,在两种生活之间能否一致、以何种方式共处等具体问题上,当前的研究存在极大争议。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所贯穿的功能论方法论可以发现,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呈现为兼容的等级关系。幸福观的一致性是德性统一性思想的前提,且能为两种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提供合理的回应方式。     

海德格尔论四重时间——基于《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时间问题解析

结合亚里士多德《物理学》Δ卷217b29—224a17和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GA24)第19节两处文本,本文通过重构海德格尔关于物理时间、钟表时间、世界时间和时间性这四重时间的现象学解析,试图厘清两个问题:1)为什么说亚里士多德仍从物理空间层面理解时间,这种时间观面临何种困境;与此同时,生存论视角下的时间理解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有何推进 2)如何从流俗的时间领会出发,阐明作为其本源根据的时间性?这是一条异于《存在与时间》的时间性解析进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也从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解释进路出发,重提空间和历史问题。     

《物理学》A3中的概念辩证法

《物理学》A3是对巴门尼德存在概念的批判,亚里士多德通过这一批判为物理学研究生成与运动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但由此亚里士多德在A3中也就触及有关存在与不存在的概念辩证法。本文在指出A3中这一概念辩证法的思想史意义的基础上,首先就柏拉图《智者篇》通种论论证中所建立起来的概念辩证法进行了讨论,表明差异概念的引入正是存在概念内在含有不存在概念的关键。而接下来通过对《物理学》A3文本论证的分析和重构,本文详细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对存在概念与不存在概念的相对性的论证,从而证明它们彼此是内在统一的。     

康德论空间直观的统一性——兼谈概念论对康德哲学的误读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空间被阐明为一种先天必然的直观表象。而到了先验演绎,康德提出在空间的先天表象中存在着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先于一切概念,却又以综合为前提。鉴于综合被一般地理解为属于知性的行动,学界就空间的统一性与综合的关系问题争论已久却鲜有共识。近来,不少学者支持一种“概念论”立场,该立场从先验演绎出发主张空间统一性是知性综合的产物。本文立足于康德文本,通过阐明知性的综合只能产生推论的统一性,而后者并不能把握作为整体的空间表象,以此论证概念论解读与先验感性论中对空间之性质与结构的论述是不相容的,从而反驳概念论的立场。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人际和谐思想

当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一个和谐融洽、友爱团结的人际关系环境。而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对于友爱的研究占据重要篇幅。亚里士多德从个体德性生活视阈出发,从与城邦共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视角拓展了柏拉图的友爱概念,并且提出了友爱的三种性质,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这三种友爱为我们对友爱的理解与人际和谐的追求从不同层次提出了不同的道德的境界和要求,它有利于我们全社会共同建设和谐的人际环境。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对于促进我们主动关爱他人、对家庭亲情关系的现代理解、社会交往中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的回报"等方面有着极其有益的借鉴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北大核心CSSCI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马丁·路德论称义与运动

关于马丁·路德的称义哲学,学界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外在的解释",另一种是"内在的解释",本文则尝试从"运动"入手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为了阐明称义的存在方式,路德反复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运动概念,重构了后者运动学说中"毁灭"与"实现"的存在论地位,进而将运动的内在结构表述为"总是回到起点",即总是回到虚无。在这种运动的称义学说背后,蕴含着路德对生成、存在、非存在与虚无等形而上学问题的全新理解。本文认为,也唯有从运动的虚无主义机制出发,路德才能从根本上奠定新教人性论的哲学基础。     

"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道德如何教育——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为中心

关于道德如何教育的问题,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探讨了三种解决方式,即对话的、独断的以及问答的教学方式,其代表分别为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自身。苏格拉底从德性即知识出发,强调知识即回忆,道德的受教过程就是天赋理念的回忆过程。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从习俗的立场来理解德性,主张德性的习得最终要落实于习惯的养成之中,道德不是先天据而有之的,它是后天训化的结果,人们只有运用它才能真正拥有它。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康德尤为重视从德性的"新生论"与"道德自律"的角度来阐释道德的授受问题,以此摆脱传统思想中的"预成论"与"道德他律"的缺陷。不过,他的道德哲学与其道德教育之间的悖论问题也由此引发了后世学者持续不断的争论。     

高清海本体思维方式批判思想研究——基于《哲学的憧憬》的解析

本文通过《哲学的憧憬》解析高清海有关本体思维方式及其批判思想。从《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到《哲学的憧憬》,意味着将主体自我意识遭受的束缚归于本体论的批判性解读中并予以解除。《哲学的憧憬》将本体思维方式区分为现实实践、教科书以及本体论哲学三种语境及其症候,并着眼于本体论哲学批判,其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本体论哲学看成是"物"与"物"的关系模式,揭示物质本体论及其实体主义本质,进而把握本体思维方式批判何以必然导向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人本学思维方式及其实践观变革。高清海批判的物质实体,并不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或本体,他通过重新规定本质与实体,让本体论哲学从属于本体思维方式批判。高清海讲的实体,是一种以抽象的概念规定现实世界并具有本质主义症候的实体,是其本体思维方式的概念支撑,本体思维方式也表现为实体的思维方式。但如何突破本体、实体与存在的牵制,进而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定位实践主体以及类主体,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论证结构由主张与理由组成,"对理由的确认"及"如何从理由到主张"为论证结构的规则,这是本文关于广义逻辑的观念。由此出发,庄子提出的"寓言"、"重言"、"卮言"三种论证类型亦属此学科的内容,其中"寓言"论式与譬喻论证、"重言"论式与引用论证、"卮言"论式与事实论证有相通之处。此三种论式凸显出先秦逻辑的"正名"与"用名"功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所讨论的词项理论。《庄子》中的多篇内容都应用这些论式来论证其思想。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争议主要围绕各卷的排序问题、写作时间问题和观点的统一性等方面展开。耶格尔提出的发展论假说认为,论述最佳政体的第七、八卷与第四到第六卷分属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早期和后期,分别是理念论和经验性方法的代表,因此处于前后矛盾和替代的关系。本文从六个方面讨论了发展论论证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能认识到《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一个以属人的善、幸福、德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必然走向对最佳政体的追寻。《政治学》全书的确体现了一贯的意图和有组织的结构,并通过第七、八卷关于最佳政体的讨论得以最终完成。     

试析亚里士多德友爱论及其对大学生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意义

德性主义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从个体德眭生活视阈出发,提出了三种友爱,即实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善的友爱。这三种友爱为我们对友爱的理解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建构从不同层次提出了不同的道德的境界和要求。大学生具有很强的人际交往需求,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渴望获得真挚的友谊,亚里士多德友爱观中的“伙伴之爱”对于大学生人际环境的和谐建构,无疑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本质实体论的原因论——重思陈康先生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和神学关系的讨论

本文基于陈康先生在《智慧: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科学》中的论述,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和神学的关系。陈康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章节中提出了一种原因论,它让亚里士多德导向了对于神学的研究。但是,本文认为,《形而上学》开篇提出的原因论导向了《形而上学》Z17中的作为亚里士多德存在论核心的"本质实体论",确切地说是"本质实体论的原因论"。此外,亚里士多德在Θ卷通过潜能现实理论,阐明了本质实体论的原因论中形式作为现实的优先性,从而让亚里士多德转向了研究纯粹现实的实体的神学。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接纳——论《物理学》卷1章1中的一个“普遍”疑难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卷1章1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对我们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就其自身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在阐发这一研究进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探索原因的科学研究都从某种“普遍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个别的事物。这种观念将读者带入某种“普遍”疑难，因为它既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研究以“普遍”为旨归的常识性认知，也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他文本中对“普遍”的相关论述相调和。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读者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此处对“普遍”的不寻常运用也许有其柏拉图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意义上分离的、作为某种普遍之物的理念理解为是对事物实存的某种确认，并把它作为不可分离的属■或者本质属性■接纳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并视其为某种科学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