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与自理的均衡: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养老的代际伦理——以湖南省新田县SH镇的调查为例

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公共问题.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所凸显的代际伦理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大多数留守老人在经济上的自立性、生活照料上的自理性、与子女沟通的低频度表明传统的“赡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外出子女对留守老人普遍的经济支持,情感互诉的高支持度又说明传统的“孝道”观念仍然发挥作用,大多数家庭亲子关系良好,以“奉献”主导的代际伦理的非对称性在维系着家庭养老实践.如何弘扬传统养老美德并实现现代转型,建立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相结合的多元养老保障体系迫在眉睫.     

双重风险:新城市老人养老资源的重构和解读——基于南京市M街道的调查数据分析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正在改变传统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就地转化为或迁入城镇的新城市老人尤其面临着养老资源的重构。本文以养老资源变迁的动态视角为切入点,依据2015年在南京市M街道获取的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指出城市化为新城市老人带来双重养老风险:代际关系嬗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式微,子代提供的养老资源不再可靠;同时,家庭外的社会化、机构化养老资源在新城市化地区发展滞后,尚不能为老年人口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弥补家庭养老资源的流失。为积极应对双重风险,文章分别从家庭、社区和制度保障层面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论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对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意义

所谓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主要是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要载体的一种居家养老方式。目前,存在于我国社会的养老模式有很多,比如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房养老、异地养老、旅游养老等等。其中主要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这两种模式。而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模式中,以家庭养老更为普遍和传统,也为多数的老人和家庭所普遍接受。我国从1979年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已经成为社会最主要和普遍的家庭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家逐渐步人老龄化社会。并且人口老龄化形势在21世纪的中国将愈加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保障问题,特别是研究传统道德文化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家庭养老资源的稀释机制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将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置于三代之中,研究当前中国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状况,以及第三代子女数量及其性别结构对家庭养老资源的稀释作用,并通过家庭抚育资源稀释理论,解释其内在机理和背后逻辑。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家庭优先养老的资源分配方式占据主要位置,家庭代际支持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生活照料、精神支持之上。第三代子女的数量,尤其是儿子的数量,对家庭养老资源有一定的稀释作用,且在精神支持方面尤为明显。这种稀释作用与家庭抚育资源稀释理论具有相似的逻辑。     

孝道信念的形成与发展：不同文化下亲子互动的视角

个体的孝道信念是在与父母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在养育子女阶段, 父母依据其家庭模式的要求塑造子女的自主意愿, 子女的自主意愿又进而影响了其孝道信念; 在父母年老阶段, 个体所在文化的代际互惠模式塑造了亲子的孝道期待和信念; 亲子关系的变化, 调整着亲子间孝道观的内容及影响方式。未来研究应关注家庭模式重构对亲子孝道观的影响, 进一步探索中国家庭模式及代际互惠模式下的亲子孝道观特点, 并建立有效的干预方案, 以提高子女的孝道信念。     

护理机器人补位子女养老的伦理风险及其防范

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养老人力资源的短缺和"4-2-1"式家庭结构导致子女养老能力不足,护理机器人进入家庭代替或帮助(补位)子女为父母养老成为解决未来社会养老问题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然而,护理机器人补位子女养老会导致孝养关系疏离化、孝道降阶化等伦理风险。如果人们能够正确认识机器人在居家养老系统中处于帮助者与合作者的地位,树立护理机器人不是子女养老的替代者,而是子女养老的帮助者与合作者的共识;在护理机器人的设计中设置可以实现孝伦理的程序;在机器人养老产业发展中制定蕴含孝伦理要求的产业规范,那么,护理机器人补位子女养老所可能导致的伦理风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防范。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中国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治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社会福利政策,在中国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和"未富先老"带来的养老压力和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本文对社区居家养老作政策分析并探讨这一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对老龄化问题的治理功能和社会政策意义,对完善和丰富这项政策的内涵,推动老龄化问题的社会福利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美国老龄化社会卫生资源分配正义理论争鸣及启示

对于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美国,如何在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既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需求又能不损代际公正,美国学者Lamm、Daniels、Callahan和Churchill分别提出了功利主义、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出自同情的正义这四种分配正义观。这四种分配正义观各有其理论得失,它们对于同样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今中国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即老龄化社会卫生资源分配正义应秉持尊重老年人的基本立场、保持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协同、诉诸相关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以及个人的道德理性。     

试论《管子》的养老思想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籍。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经济、政治、哲学、军事、社会保障等诸多学科,在养老方面也有诸多的阐述。梳理《管子》养老思想中的孝道传统,研究其推行的“爱亲善养,思敬奉教”的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总结其实施养老政策过程中的政治智慧,对解决我们今天的养老问题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父母的教养方式及性别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代际传递视角,亲子配对调查了439户家庭,考察了父母性别和教养方式对双元孝道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结果:(1)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都存在直接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2)父母权威性孝道正向预测父母心理控制,父母心理控制在亲子权威性孝道代际传递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3)父母互惠性孝道正向预测父母心理自主,父母心理自主主要在亲子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4)父母性别在父母双元孝道、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双元孝道之间起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对宗教界参与养老服务的思考

在养老方式逐渐多样化的今天,宗教组织应该致力于提供更为人性化、现代化的养老服务,发挥其他社会团体养老服务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开展各种特色养老服务探索,丰富社会化养老的内容。当今社会,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正严峻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养老是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养老保障提供主体的多元化是减轻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

与以血缘及婚姻为基准的家庭代际关系不同,社会代际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直接反映了社会利益在代际之间的分配状况.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代际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探究社会代际关系的实质、内容和特征基础上,从法律规则、行政规制和社会规范等方面,探讨了如何构建我国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孝道及心理机制

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是各领域积极探索的问题,孝道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和人们的幸福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然而其在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具有怎样积极的时代内涵和特征,孝道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孝道能否为提高行孝者的幸福感做出贡献等问题尚存在疑问,积极心理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这些问题的澄清为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促进行孝者自觉自愿地行孝,解决老龄化问题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启示。     

物质主义对双元孝道的影响——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入户配对调查了439户亲子被试,构建并检验了物质主义对双元孝道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1)亲子的物质主义都显著负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2)物质主义存在较强的代际传递效应,且父母物质主义以子女物质主义为中介变量间接负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3)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都存在较强的代际传递效应,但子女物质主义在其中起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父母物质主义的调节效应未达显著水平。据此结果,揭示亲子的物质主义对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的多重负面影响路径,这对学校和家庭的孝道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物质主义对双元孝道的影响探讨——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入户配对调查了439户亲子被试,构建并检验了物质主义对双元孝道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1)亲子的物质主义都显著负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2)物质主义存在较强的代际传递效应,且父母物质主义以子女物质主义为中介变量间接负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3)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都存在较强的代际传递效应,子女物质主义在其中起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但父母物质主义的调节效应未达显著水平。据此结果,揭示亲子的物质主义对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的多重负面影响路径,这对学校和家庭的孝道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

根据城市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城市社区养老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期在时空压缩视角下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研究发现，在时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并存的问题。在空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地理空间上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制度空间上的集体消费分化并挤压私人消费、生活空间上的家庭内部“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等问题。这种时空高度压缩最终导致了城市养老的诸多问题，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的结构比重偏高、家庭挤占老人自养的资源、养老治理失灵等。为了化解这些养老问题，政府应该将家庭而非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并且根据社区类型、老人分化后的不同需求，建设多元的养老模式。     

双元孝道代际传递:亲子性别和子女年龄的调节作用

配对调查了591户家庭的亲子被试,考察了亲子女性别、子女年龄对双元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显示：（1）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分别在父亲、母子与子女之间具有相似传递模式,但母亲互惠性孝道还能够预测子女权威性孝道;（2）子女性别能显著调节整个模型,母亲互惠性孝道能预测男性子女权威性孝道,但不能预测女性子女的权威性孝道,且母子之间互惠性孝道传递效应显著高于母女,并显著高于父子之间的同一路径系数;（3）子女年龄对模型的部分路径系数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母亲互惠性孝道仅能预测成年子女权威性孝道,母亲对成年子女的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于父亲对成年子女,而父亲对青少年子女的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于其对成年子女。据此研究结果,亲子性别和子女年龄是影响双元孝道代际传递的重要“传递带”。     

论代际公平

公平问题是一个现代社会日益凸现的问题。如果将公平问题放在“代”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和审视 ,则可以将公平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实际上就是一般所说的公平。代际公平可分为在场各代之间的公平和在场各代与后代之间的公平。由于对这两种代际公平未加区分 ,因此 ,人们在讨论代际公平问题时往往显得语义含糊。由于在场各代处于现实的关系之中 ,他们之间的公平是具有实践基础的。但是 ,对在场各代与尚未出场的人类后代之间的公平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其焦点在于尚未出场的人类后代与在场各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现实的。为此 ,对在场各代与人类后代的公平进行权利论证明就是当前一个迫切的理论课题。     

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配对调查了591户家庭的亲子被试,考察了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显示：（1）假定父子女和假定母子女两种孝道的皮尔逊相关（r）和轮廓相似性（q）都不显著,真实父子女和母子女之间都显著正相关,假定亲子两种孝道绝对差异分数（d）处于中等水平,但假定亲子的绝对差异分数显著高于真实亲子;（2）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能分别正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3）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仅能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但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预测都不显著。据此研究结果,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孝道相似性的影响效应较小,但亲子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较高,以及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有利于子女互惠性孝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