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荀子法治思想研究

<正>荀子"隆礼",但又"重法"。他往往将礼法并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刑"也就是"法"1。他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就在于礼义和法制,"礼"和"法"是治国的最高原则。又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至",极,使……成为最高。"至法",使法制高于一切。这是说推崇礼义,使法制高于一切,那么国家就会正常,就会太平。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我们知道,"隆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礼治主义是荀子政治学说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思想更加接近,这也说明《孔子闲居》等篇与荀子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     

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

礼法合论是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显著标识。荀子从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视野来论礼,并通过以法注礼,强化了礼作为制度规范建构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秩序建构的客观规则。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特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者,荀子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是以法补礼、以礼统法,即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推动礼所规范下的差等秩序的实现,以礼的差等性原则来统摄法的普遍性精神;二者,荀子通过对治法与治人以及良法与君子关系的辩证认识,既重视礼法的客观性规则,又十分强调人在礼法制度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作用。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

荀子"化性起伪"."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性恶的人性论基石上的。以礼为本、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礼义教化与法律强制相辅相成,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     

先秦儒家人道学的展开

孔子改造礼学,创立仁学,确立了儒家人道学的基本架构;孟子展开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学;荀子展开了孔子的礼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外王学。在孔、孟、荀共同努力下,完成儒家人道学的建构。其理论特色和精神趣旨,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发微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以贯通。     

荀子音乐思想辨析

荀子是我国战国末期重要的思想家,在音乐方面有许多独特而重要的见解。本文从乐与情、乐与礼以及和乐观等方面阐述了荀子音乐思想。荀子一方面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注重音乐与礼的结合,充分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同时他也发展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并有着独到的建树,在对音乐的声音特性,音乐活动中人的心理因素及其作用等方面表现出荀子音乐思想独特性。     

“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论,但并不必然导向法家学说。他一方面接纳与改造了法家之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特征,强调了礼的"法度"标准之功能,另一方面借鉴法家之法的人为性特征,建构起礼的起源理论,把礼从个人规范扩大到治国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论"。"礼治论"具有二元化的治理结构:"礼"之功能为建构秩序,其实质在于定"分",其目标在于"治";"法"则有别于"刑",主要是指官僚所应施展的各种规定。在"天-地-人"三才架构中,齐朝廷用"礼",以礼为标准来发掘和选拔人才,并将秩序与和谐普及于下层社会;正官僚用"法","法"之运用,便成为"礼"治的一环。荀子"礼治论"的擘画与先秦法家有着相当的距离,却成为自西汉以后社会政制架构的基础。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论荀子的治国方略及其学理依据

荀子在秉承儒家价值立场的前提下,对儒、法两家的国家治理思想进行了综合,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方略,并从礼和法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三个方面展示了这一治国方略的学理依据。     

荀子思想的黄老意

黄老学是战国中后期主流思想流派,它"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先秦百家思想进行了理性的总结,提炼出"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以"一天下"。作为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深受黄老学思想的影响:在本体论上以"道"为基,衍化"天""气""性""礼""法";在认识论上以"虚壹而静"为方法,"解蔽"心灵,以加深对"道""礼""法"的认识;在方法论上以"道治"为基础,衍化出"道法""礼法"等治道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隆礼重法""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认识到荀子思想的黄老意,有利于澄清学界对其思想的误读,了断学术纷争,提高对其思想利用的精准度和效率,于现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有一定启示意义。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从子夏问《诗》看《论语》中所见文质观——兼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价值转向

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经》文句、内容和价值的讨论引人注目,二者就文质、本末、仁礼等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由仪式伦理向情感伦理的转化。孔子及弟子、时人所提出的"质先文后"、"质本文末"、"重质弃文"、"文质一体"、"文质彬彬"等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文质观的主要观点。思孟和荀子在继承孔子文质思想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分别强化了质与文的思想价值。由对文质及其关系的理解出发,思孟重"质"轻"文",更加注重"义"的内在性,甚至把"礼"也纳入了内在性的范围;而荀子主张"情文俱尽",赋予"义"以内外两重性,把"礼"视作实践"义"的根本途径。伴随着文质观的演化,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蕴含了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转向,《论语》中所见文质观正是理解这一价值转向和思想逻辑的重要途径。     

儒家色彩审美思想研究

儒家的色彩审美思想体现在儒家的基本经典当中,这些经典既包括四书五经,也包括《荀子》等儒家的著作。儒家色彩美学思想既外显于漆器、玉器、陶瓷、丝绸等工艺门类的色彩运用上,又具体凝聚为若干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儒家色彩审美思想主要包括观物取象、尊"礼"、崇尚色泽之美三个美学命题。     

荀子学辨

荀子的学术思想渊深复杂,因而在对他的研究中,至今仍有若干易于致疑之点,犹有辨明之必要。如荀子虽推崇仲尼、子弓,但不能仅据此认为其学即出自此二人。荀子对他们的推崇实与其治学宗旨相关,即认为仲尼、子弓的学行已臻于圣王至足之境,可为天下学者师法。因而不能认为荀子对仲尼、子弓的推崇,是在自标师承之门。荀子又每以礼法并称,但他所谓法同法家之法是有区别的概念。荀子所谓法不具备法家所谓法的绝对法制意义,乃是相对于礼的次一级规范或法则,已有被礼同化的趋势,并被用来调整、充实和完善儒家的礼制体系。荀子对其前的诸子几无不攻驳,虽儒家亦所不免。但可注意者,惟不见对法家商鞅的讥弹。此或可窥见到荀子思想中法家因素的来源。荀子关于数义之说,实质上是对周代贵族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此说以君子知义为本,官人守数为末。这影响及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即以君子、礼义为纲,以君子、礼义为建构其学说体系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