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经过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之后,欧洲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也在战后法国迅速出现,这些特征都标志着战后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     

从食物到它物——“Food Design”的新浪潮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起食物设计来。从食物到它物,也可从从它物到食物,怎么设计是设计方法的问题,但食物设计的核心是研究食物与人、食物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方法,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设计需求来定。未来食物设计的方向应更多地偏向于这两个方面:一是以市场为主导的食物消费设计,这类的食物设计偏向于商业的行为,主要目的是愉悦大众、制造感觉、诱导消费;一是对于食物关系的深入研究,主要以高校实验性设计研究为主。当今中国的食物设计方兴未艾,在北京、上海都举办过相关的展览,食物设计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从“统物”到“通物”——王弼哲学中“无”的两个层面

异类具存是王弼论证无之必要性的重要依据,即经由无而生成万物,充满差异的万物由此被统合起来以建立整体的秩序;这一点也历来受到重视和讨论。然而在王弼看来,统物只是论证无的必要条件且有着局限。实际上,除了统物,通物也是王弼所揭示的无的另一层面。而且通物居于无与统物之间,具体指明了无如何统物,是连接两者的实质性环节,从而是王弼讨论无的更为充分和根本的路径。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和廓清王弼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为在新的问题视域中阅读王弼著作和理解其哲学提供路途。     

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

国学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拟人化:从“它”到“他”

拟人化是将人类特征、动机、意向或心理状态赋予非人对象的心理过程或者个体差异。拟人化的产生受到激发主体知识、效能动机和社会动机的影响,现有研究包括对自然、超自然、动物、机器、品牌和产品等的拟人化。对自然的拟人化能够促进环境保护行为,对动物、机器、品牌和产品的拟人化则形式多样、后果复杂。未来研究的焦点可能在人-机器人交互以及拟人化与可爱的关系问题上。     

从“求同存异”到“和而不同”——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思考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既是一个前沿的理论问题,也是宗教工作实践的客观要求,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做好这篇大文章。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宗教问题,一直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遇到的一大政治难题。宗教问题处理不好,会危及国家安全和政权巩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苏联解体、东欧演变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执政党出了致命的问题,但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煽动不满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对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达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丧失警惕、防范不力,是上世纪末世界上一些共产党丧失政权的…     

“羞感”的伦理思考——从舍勒到施密茨

舍勒的羞感现象学是将羞感作为人的特性,从属于意识内在建构的先天形式,羞感的本质源于两种意识等级的对立,是通达"人本身"的开路者。羞感作为"爱的良知"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在新现象学家施密茨看来,"羞感"是一种身体性情感,作为道德权威的自我审判。无论是舍勒还是施密茨的羞感现象学都建立在身心合一的基础上,但舍勒是从意向性角度分析羞感,施密茨是从情感空间角度分析羞感,而且施密茨的"羞感"超出了舍勒"羞耻的先天形式"的理解,而作为社会性与个体的身体性的统一。最重要的是施密茨将"羞感"置于道德规范情境中来理解。     

康德的“现象即表象”再思考

康德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现象即表象”。这一思想一般都看作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而加以否定,但笔者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现象即表象”和康德整个哲学的特点一样,除了包含着唯心主义的杂质以外,还包含着许多合理而深刻的因素,必须作具体分析。一康德的“现象即表象”并不意味着现象是纯粹主观自生的东西,因为康德在论述现象时特别强调了他承认“提供了现象的物”的存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51页,以下简称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从已知到未知”:设计创新中的重生美

创新是设计本质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但设计创新不是简单的创造出新的事物,而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和宗旨,真正地为设计主体服务的新的设计活动。再设计和改良设计所带来的设计中的重生美,同样是基于设计主体的需要、市场的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以及创新的设计手法。设计重生所引发的对设计本质的思考、对人性化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思考,都是设计创新所带来的正面意义,设计师也应该从设计本质出发,使设计从已知到未知,享受设计创新所带来的重生美。     

对“死亡”的认识——从“禁忌”“挑战”到“动力”

生与死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但长期以来,特别在我国,人们对死亡多是闻之骇然,谈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可是古往今来,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有些人对死亡从不同侧面进行歌颂,赋予死亡以积极的意义:     

企业、经济伦理创新的依据:从“为什么”到“如何”的思考

对企业、经济伦理创新依据的完整思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为什么"和"如何",而且两者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什么"强调的是认识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描述:"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就前者而言,包括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化三个元素,这也可以看作是事实依据;而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同样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的相互支撑关系;综合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这些可看作是理论依据。"如何"强调的是操作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应该怎么做",这涉及五个伦理原则:尊重、平衡、公正、开放、共享。     

“丑书”论:从理论到创作

"丑书之争"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是困扰书法领域的核心事件,但遗憾的是,迄今未有人对"丑书"及其相关问题做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致使这一事件还在持续,从而模糊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走向。若要澄清丑书及其相关问题,可以从丑书的概念内涵、创作实践、理论源流、价值意义等方面做全面阐发。丑书的存在有着久远的历史,当代丑书只不过是这个脉流的一个合理的延伸。丑书审美形态形成于元代晚期,是传统丑学在书法领域的实践。丑书是对中国书法传统的必要性补充,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在笔法、结字、墨法、章法等方面的创新,为趋于僵化的书法传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当代丑书创作中出现了种种错误的倾向,需要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给予解决。     

从“后伦理时代”到“伦理精神时代”——《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思想进路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用精神哲学方法探讨伦理道德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形态,回应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伦理道德向精神家园、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回归,借以把握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该书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清醒判断,直击当代文明缺失之质性和根源所在,试图通过精神哲学独特运思方式,将主导现代道德哲学的"我应该如何生活"句式转换成精神哲学的"我们如何在一起"句式,架起个体之"我"通达整全之"我们"的伦理纽带,推动人类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该书视角独特,结构宏大,创新之处颇多,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刘同:从“屌丝”逆袭到“男神”

正刘同早年就是一"屌丝",高中时他一度写下:"谁的17岁比我惨。"他曾是个"三不理"的人:父母不理、老师不理、同学不理。可到了35岁成了副总裁、资深媒体人、王牌娱乐节目制片人、电影制片人,上了年度作家富豪榜。这一场成功的逆袭从何而来?奇特简历谋好职刘同从师范大学毕业找工作压力非常大,他深知首先要写好、做好简历。他在写简历时动     

从“幽灵公主”到“千与千寻”:论刺猬的外套

<正>宫崎骏的《幽灵公主》和《千与千寻》,虽不像《心灵捕手》一看即可贴上"心理电影"的标签,但若采用象征的手法,从"心理"的角度去解读两部优秀电影中蕴含的心理学意义,确实能为我们对电影、对心理成长的认识添砖加瓦。不得不承认,笔者不止一次地看过这两部电影。近些天再看《千与千寻》时,突地生出了一个猜测:"公主"的制作,应该要早于"千"。百度一搜,还的确如此。从笔者的心理学知识来看,两部电影在制作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可以反映一个人,甚至是宫崎骏     

从“幻影”到“器官”:胡塞尔C手稿中的身体构造学说

自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身体所作的卓越分析以来,身体已经成为现象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今天,它已经越出了它所从出的领域,正在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带来新的视角,注入新的动力,例如,我们既可以看到以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概念为基础或受其启发     

从“贱民”到“无产阶级”: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问题的政治性重构

"贱民"是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重要概念,它是绝对精神逻辑演进的结果,也是客观性境况与主观性情绪的结合。黑格尔先后提出富人救助、海外殖民与同业公会的三重解决方案,但都无力解决贱民难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现代性贫困问题上相遇,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与黑格尔的贱民概念存在着逻辑断裂,二者在概念属性、生成根源与主体使命方面有着本质性差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既是一个存在论的历史范畴,也是一个建构性的政治概念。它的现实生成就是一个客观的去神话过程,需要完成对"抽象一般"的批判与克服,而从哲学逻辑向政治逻辑的转变是马克思重构革命主体与超越黑格尔的关键。     

从“认识心”到“道德本心”——对荀子“心”的分析

受西方哲学影响,我们往往从认识论角度来解释荀子的"心"概念及天人关系,"天"被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心"则被判定为具有道德能力的认知主体,从而截断了人"心"与"天道"之间可能的贯通途径。不止如此,我们还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来考察荀子的道德学说,认为它缺乏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认为自然的"天"根本无法充当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基础。荀子没有将道德的根基落在人"心"上,他要表明的是,道德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建构起道德大厦,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价值作为依托,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天道"。"天道"落到政治生活中,便是制度和礼法。"心"充当了"天"和"人"联结的纽带,同时也是制度和礼法"制作"的发动者,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人"向"天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