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重新确认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自西汉中期封建王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居于正统地位之后,百家之学逐渐失去了显学地位,汉初一度处于主位的道家(黄老)学说也逐渐被淹没下来,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百年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经学已经解体,但是“经学正宗”思想的影响还在文化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有些人总喜欢把儒学视为中国     

从“涤除玄览”到“曲因其当”——论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如何可能

黄老道家思想一度被汉初统治者推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道家从在野派变为主政派,真正担当起庞大国家的政治责任时,著意于精神修养、境界提升的玄谈,远不能满足政治上经纬人事的需要,故汉初黄老道家将先秦道家静态观照的“涤除玄览”发展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曲因其当”。所谓“涤除玄览”,要求主体用心若镜,让开一步以成就万物之并作的无不为境界;而“曲因其当”则要求主体在舍己之志、以物为法的同时,还要依顺万物之理以推之、助之,表达了对世界秩序化的要求以及主体知几、用权的创造性要求,由此,汉初黄老道家从政治和社会现实层面赋予了“无为而无不为”以积极之“实现”义。     

《史记》所见“道家”与《庄子》——浅论《史记》所载《庄子》四篇的黄老思想特征

传统观点认为历史上的道家可以分为“黄老”与“老庄”两个主要派别,“黄老”道家注重倡导君道无为的政治哲学,“老庄”道家主张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本文认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以《渔父》《胠箧》《盗跖》《庚桑楚》为代表的《庄子》诸篇带有鲜明的黄老学理论立场和思想特征,这些篇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或者应该被纳入先秦黄老学的研究范围内,而对于《史记》所言“道德家”之理解也不应局限为狭义的黄老学,而是既包含“黄老”亦包含《庄子》在内的广义道家。     

黄老、道家即道教论

本文从史实考证入手,指出“黄老”、“道家”概念最初所指,乃是汉初政教合一的思想体系。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五斗米道乃是汉初黄老、道家的继续。后世所用黄老、道家概念,所指亦是道教。因此本文认为,汉初黄老、道家乃是道教的源头,黄老、道家也就是道教。     

道教法思想初探

道教的政治哲学,直接继承了战国、秦汉黄老道家的精神传统,既固守黄老自然无为的核心理念,又充分吸收了法家的合理思想成分,对"法"、"术"、"势"的为治功能予以充分的肯定,形成了以道德为主,法术势为辅的政治哲学理念。     

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

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马亮宽汉初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儒学在这个时期之所以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士人儒家化，政治环境宽松和儒家学派具有包容性和关注社会等。汉初儒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儒学与社会政治结合，为社会...     

论《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其与儒道的关系

韩非著《韩非子》书,世谓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以法、术、势三个原则定之,实际上,首先是势,也就是君王的权势,这是韩非认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君无势,大臣夺国,只顾私家之利益,于是国弱兵疲,只能等待被瓜分或歼灭而已。国君要有权势,就需要有御下之道,关键是行法,统一各种事物的做法,并附之以严格的赏罚,赏罚二柄在手,这是术,国君就有了虎豹之势,而臣下人民只能听命于他,则一事权,统百官,摄国力,便无畏于强邻环伺了。《韩非子》书中不少对儒家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法家对儒家的批评,都是概念上的错置与误用,假仁假义假贤假儒者多,但不能以现实上的伪儒以为真儒与真儒学而批判之,儒法两家都是国之利器,必须互为融通。《韩非子》书中有对老子的吸收,事实上,道法两家性格不同,法依君王说,道依臣下说,君王之"无为"为不显露己意之隐匿之举,老子之"无为"为不驰骋私欲而关爱众人以团结人心而成就大事,实有别矣。儒法有正面冲突,但可实际融通。道家庄子与法家就绝对背道而驰,道家老子与法家也是性格不同,但可相融,史上有"黄老道家",实际上是老子的臣下谦和之道,与法家的君王御下之道的结合,也就是把老子臣下的无为智慧,转化为法家君王的无为之术,是为道法家。可惜,历史上的韩非,对于真有黄老智慧的政治家行径反而不契,对于伪儒又多批判,因此行文中显出了许多有待商榷的观点,本文则一一予以澄清。     

去玄的玄学解读——简评耿宁先生的王弼研究

耿宁认为,儒学中政治与道德实践的具体、实在效用,与人性、心性的本体问题如何解决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打通"用"之"实"与"体"之"玄"的宋明儒学之努力,也与魏晋玄学、与王弼的探讨有关。首先,王弼的哲学言说方式,是为其儒家的政治、伦理关怀服务的。王弼思想之玄远,是为解决政治和伦理效用过多纠缠于具象而不能体现大效用的问题而设。王弼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老子》赋予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新意义,而且在于他同时通过《庄子》赋予儒家生活形式与修身功夫新意味。正是通过《庄子》,原本被片面玄化(抽象化)理解的《老子》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作用,起到了连通道家与以孟子为中心的儒家理论的桥梁意义。     

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

汉初儒道关于治术的有为与无为之争，本质上源于其天道观的根本分歧。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既是儒道有为与无为之争的信仰依据，也体现为他们本质有别的天人感应说和工夫论。天道观的分歧也使得儒道的阴阳刑德思想表现出形似而实别的特点：尽管儒道皆主张阳尊阴卑并以刑德配阴阳，但二家赋予阴阳刑德说以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意义，提出了迥然有别的治世主张。进而言之，儒道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也可归结为文质之辨。如何看待此辨，关乎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何为文明、文明何用等重要问题。在此，道家尚质抑文的价值取向及其无为之术所可能导致的风俗鄙陋、人心败坏之弊，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显露出来。所以，武帝以后儒术得尊、经学昌明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儒家尚文重教的属性使然，而且是历史时势的必然选择。     

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

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他通过解决这个矛盾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郭象通过三个方面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来融合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认为“仁义即性”,一方面说明仁义即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人的本性中自然能够引发出人的仁义道德,从而把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郭象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他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任万物之自性。通过融合儒家思想,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作出了自己的解决。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先秦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丰富发展

“无为”思想源于道家，但并不为道家所专有。本文试从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丰富发展的角度，力图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无为”思想在儒家的发展轨迹。     

董仲舒《春秋繁露》臣道观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

儒学,尤其是荀子和汉初儒家的政治理论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悖论。他们都强调只有“分”,即将社会成员区别成贵贱尊卑的不同层次,才能实现“群”,也就是形成较为合谐的人类社会。并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赋予君主以凌架于社会成员之上的、较强有力的地位...     

“臣”的介入及道家无为治道的落实

早期道家学者将政治关切聚焦于圣王与百姓两极之间,期待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想。黄老道家在进行政治实践时,突出了“臣”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使“臣”介入圣王与百姓两者之间,并通过“名”“法”的运用,佐助“君无为而臣有为”,平衡了圣王、百姓两者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无为、无欲与自化、自朴之间的张力,又借助成熟的臣道观丰富并发展了无为与无不为的现实意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君臣理论,从而使道家的无为治道理念得以落地实践。     

道家“名实”思想研究

道家名实论在先秦"名实之辩"的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名实思想的第三种来源。道家的老子、庄子开创了先秦名实思想的另一理路,而黄老道家既吸收了法家政治之"刑名",又受到老庄开创的名实论的影响。道家既创立了作为根本之实的道作为政治与形名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弥补了儒家名实论的理论缺陷,影响了名家与法家,又站在道的高度反思、批判了"名"的作用,对名家的名实论进行驳难,从而在先秦名实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道恒无为”还是“道法自然”?——论先秦汉晋道家哲学主旨的转变

当今学界以"自然"作为解释道家哲学主要的核心概念,"无为"受到忽视。但是,"自然"与"无为"作为道家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此消彼长的。《老子》"道恒无为"与"道法自然"的提出,将"自然""无为"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二者是同等层次的概念。其后至西汉,道家思想家的自评与他者的评判以"无为"为中心,"无为"的地位高于"自然"。严遵《老子指归》与王充《论衡》开始将"自然"与"无为"并列起来,提升了"自然"的重要性。至魏晋玄学与早期道教经典那里,形成以"自然"为主的解释道家的思想理路,确立了自然主义的时代思潮。因此,以严遵、王充为界,道家思想的诠释主旨亦即"自然""无为"的思想地位在学术史上实现了第一次转变。     

西汉竹简本《老子》首章“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考释

本文提出和详细论证了汉简本《老子》首章的"下德为之而无以为"应是《老子》旧貌的观点,并通过对王弼注文的研究详细论证了其经文本应亦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而传抄致误为"有以为"。汉简本首章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晰,阐明了道家关于德的基本思想,揭示了道家式的德同儒家式的德的差异:"上德"是道家式的德,体现了"自然无为"的道家精神;"下德"(包括仁、义、礼等具体内容)是儒家式的德,它们与"自然无为"的标准相违且渐行渐远。因而以"自然""自发"为特征的道家式的德在价值上要高于以"自觉"为特征的儒家式的德。     

汉初儒家对原始儒学的综合与拓展

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汉初儒家,在行仁义、尚礼治及重人为的天人观方面,是一本孔子而综合了孟、荀的思想。但汉初儒学不是对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行仁义而不废“道术”、尚礼治而不废法治、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的思想庞杂的特点。汉初儒家是从原始儒家到汉代新儒家的过渡环节,它既推动了汉代的思想融合,又为董仲舒重铸儒学做了铺垫。     

《黄帝四经》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思想史意义

《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