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辩”

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是韩国儒学史上"四七之辩"与"湖洛论争"的根源。从"四七之辩"和"湖洛论争"来看,有些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儒学中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中却得以深入展开。这其中除了韩国儒学受到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外,又凸显了韩国儒学之思维缜密、追求哲理之贯通的特点。而在韩国儒学的特点中,我们反过来又可见中韩儒学在义理结构、思想发展上的逻辑相通处。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东亚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相比较,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具有这种特性的韩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儒家经济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孔门理财学》为中心

近代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不适应之处。陈焕章为建立儒学与现代性的关联,在《孔门理财学》中,他重新诠释了儒家传统的义利关系,阐发了新的四民观,使儒家经济思想变得切实可用,并能够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焕章对儒家经济思想做的现代诠释,一方面是想要达到保存儒学、昌明孔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在试图用儒学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希望以儒学的经济思想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追求保存儒学和走向现代化问题上的双赢所做的努力。     

应用儒学的兴起——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

正儒学的参与者、观察者、实践者和信仰者对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儒学创新发展之问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提供相差甚远的不同视角,从而生发出迥异的愿景。本文主要以观察者的眼光尽可能客观地来审视儒学现状与发展趋势、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后续发展的空间。当下的儒学发展已经形成一些有别于历史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既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大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也受到儒学研究者、倡导者本人知识与方法的影响。儒学创新发展的一个积极方面是"应用儒学"的     

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从儒学现代转向的维度看,两宋儒学不仅是传统儒学的完备形态,而且也是儒学现代转向的发端,兼具守成与开新之两面性。两宋儒学内部的紧张正是其两面性的集中反映:在形上层面,体现为以"理"驭"心"与以"心"融"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前者强调"理"的至上权威而日趋"守成",后者突显"心"的自主性而导向"开新";在形下层面,既存在"人极"与"皇极"的政治博弈,也存在理欲、义利的伦理对峙。这在加强维护帝制纲常的同时,也高扬了个人价值,由是在客观上开启着一种现代转向的可能。当前,我们有必要认清两宋儒学的两面性及其时代效用,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     

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李退溪（湿）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途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     

儒学的德性进路对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注重通过心性论的方式诠释德性自律,而荀子则从人性恶入手,强调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以化性起伪。儒学的这两种德性进路对两宋时期尊孟派与疑孟派评价管仲、齐桓公产生了重要影响。疑孟派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充分肯定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并对王道、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王道、霸道视作同一性质而不同层次的两种为政方式。尊孟派则极力区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的内涵,在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之功"的同时,从儒学心性论的角度否认管仲之"仁"。疑孟派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的霸道,尊孟派则严格区分王道、霸道在性质上之不同,揭示了齐桓公、管仲霸道"假仁以霸"的本质。尊孟派与疑孟派关于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分歧,本质上是儒家两种德性进路的分歧。管商功利主义是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再现,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又形成对管商功利主义评价的分歧。     

王艮的身体观与儒学转向

王艮的身体观是从程朱理学出发的.程朱理学不仅在本体论上否定了身体,在修养方法上造成了对身体的禁铟,而且在制度化以后更是造成了对身体的摧残.程朱理学对"身体"的贬抑使儒学失去了内在的活力,也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王艮针对这种状况,通过揭示精神修养中的"身体"、政治和社会展现中的"身体"、本体论中的"身体",从三方面把"身体"从程朱理学的贬抑中"拯救"出来.王艮对儒学中"身体"的揭示,使儒学朝向宗教化、世俗化和简易化,并由此推进了儒学深入民间.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伦理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是合二为一的。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念的抽象演绎或建构形而上的体系得以证实,其价值体现于"日用即道"中,即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形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知性、事天、立命"与"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在儒家的内在超越和伦理认同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生命与道德终极根源、个人日常生活与伦理责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中遵循着"中"与"和"的人生价值,并通过"诚"与"信"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上本体进行确认与体认,从而为日常生活伦理提供形而上的途径与担保。     

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 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

２１世纪人类的命运有赖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合理化的与个人合德化的发展与实现。儒家与儒学既提供了一套经济伦理的价值,又提供了一套社会伦理的基石,不但有平衡经济与伦理的作用,也有促进经济导向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和谐发展的力量,更能带动人之为人的品质上的提升。儒家与儒学在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伦理上的发展,正是21世纪的人类所急迫需要的。因此,儒家与儒学的使命,是防止人类经济全球化的逆向发展和促进其正向发展。作为参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儒家文化的代表者,无论是第一义或第二义的儒商,都将在２１世纪发挥巨大的经济推动、社会演进与文化融合的作用。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从陈荣捷和杜维明看儒学研究的世界化

文章通过回顾陈荣捷和杜维明对儒学世界化所作的贡献,讨论了在儒学研究世界化过程中儒学的"原汁原味"与"新的色香味"的关系问题、儒学的独特性问题等,试图以点见面,从个案研究中窥视儒学的世界价值。     

儒学国际化的必然途径是中西比较哲学阐释

儒学是有利于世界和谐的文化思想,但是外国人却并不能够理解儒学的精神,究其根源,乃在于中国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儒学解释清楚,亦即缺乏让儒学跨文化的能力。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原本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一多二元"故事,与之比照,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则是以"一多不分"为体。儒学的精神是"和",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中西比较哲学阐释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可读性不是靠翻译成西方语言完成的,而是靠对中西哲学基本范畴和结构的比照阐释实现的。因此,要让儒学插上自己的翅膀,跨文化地飞起来,就必须重视利用中西比较哲学的阐释话语,即在西方自由主义"一多二元"和中华文化"一多不分"的"不和"与"和"的比较阐释中,实现儒学的跨文化传播。     

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

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上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即一方面它是前现代的帝制儒学,但另一方面,它自发地孕育了现代性的根本观念——个体观念,因此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引桥"。按其逻辑推进,宋明儒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深入地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前段,周敦颐提出"立人极",为个体价值的确立作了最初的理论铺垫;中段,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高扬了个人的经验认知,在客观上启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后段,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从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当前,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基于现代生活批判地发展宋明儒学中所孕育的主体自觉意识,实现儒家主体观念的自我超越。     

孟子与新儒学──从朱子看孟子

孟子与新儒学──从朱子看孟子柳仁熙一、对孟子的新理解孟子与新儒学是何种关系？一般认为是陆九渊和王守仁等心学派直接继承了孟子的哲学精神,而并非是新儒学的理学派。笔者则想通过晦庵朱熹来说明在孟子哲学的发展中,理学的作用并不亚于心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孟子哲...     

“社会儒学”何以可能

<正>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学究竟应当在什么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目前,人们对儒学的当代定位问题具有不同的看法:自熊十力以来的新儒家,主要关注的是儒学的"心性"层面,所以人们多称之为"心性儒学"。针对"心性儒学",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的理论,明确宣布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罗光、牟宗三先秦儒学观比较研究

罗光与牟宗三的先秦儒学观在基本观点上有显著的不同,集中于"宗教人文化"与"形上学之有无"两个问题。这些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两人对先秦儒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与信仰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两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先秦儒学的复杂面貌,其结论各有得失,体现了当代台湾地区儒学研究的多元性特征,对于我们更为充分而深入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有益借鉴。     

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

儒学在从先秦至 2 0世纪的发展中 ,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儒学在未来的生存形态 ,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 ,重建人生儒学 ,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 ,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儒学资源的转化。     

儒学视界的扩展——评《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求》

儒学在当代的主题就是重建,而当下的儒学研究却忽视了儒学的复调性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滑入了特殊主义解释的陷阱。对此,任剑涛先生提出"复调儒学"的分析概念,并通过对儒学普世论特质的展现,为当下的儒学重建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路径。本文在对任剑涛先生新著《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求》一书述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三个主要层面,即复调概念的萌生及其展开、儒学的历史危机与当下困境以及儒学的普世立场与当下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