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阐释:论独立性道德知识何以可能

借助对柏拉图"普遍善"理论的评判以及对人类活动进行不同类型的归类整理,由此形成各自独立的、有着异质界限的不同的知识类型,是亚里士多德突破科学方法论概念对伦理实践活动的限制而确立独立性道德知识的知识论基础。为此,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实践活动的本性出发,将作为"实践的、自为的"道德知识与作为"确切的"科学知识和"他为的"技艺知识进行了"独立意义"上的原则划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独立性道德知识的这一判断并予以了新的时代肯定。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论普遍性、支配性地应用,导致在道德领域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认为道德科学不但在于而且能够认识道德现象后面的"齐一性、规则性和规律性"。对此,伽达默尔从哲学解释学出发,根据道德知识的不确切性、目的性以及可理解性等知识本性,完成了独立性道德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划界工作。     

论马克思的道德实践

马克思不是一个反道德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道德中立论者,而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实践家.他批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反对空洞说教.他一生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实践,对广大劳苦大众的深切关爱,所展现的完美的人格、高尚的德性,以及所成就的惊天动地的事业,足以证明正是由于他真正将美德和智慧、理论和实践、哲学家和革命家集于一身,才塑造了最伟大的人生.     

再论阳明学中良知的道德自身意识问题——以耿宁对王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划分为中心

在耿宁对王阳明良知思想的诠释中,道德自身意识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围绕这一概念,可以发现耿宁的诠释与阳明的良知学说之间存在着一些思路上的差异,具体体现在耿宁对自然、本体和本能三个概念的诠释之上.通过对这一思路差异的揭示,可以进一步分析耿宁的诠释与阳明学对道德问题的两点方向性不同,也即耿宁的诠释独有的特色:由道德呈报主体;自然的非道德性、反道德性.     

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者本身及其经典、诠释者本身及其诠释的生成。但值得注意的是,"诠释脉络"的概念已经接近于本源的观念。一切存在者的本源,就是存在或生活。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前主体性诠释"模式,即把诠释活动视为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正是这种活动给出了新的主体与对象,即诠释者及其诠释。这种模式基于生活儒学关于存在即生活的本源观念,由此真正彻底地回答原创者及其经典、诠释者及其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实践-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

朱熹一直强调从自家身心上理会的学问才是"第一义"的,他将"实践-体验"作为最重要的<四书>学诠释方法.与"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相比较,他的"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具有强调诠释者的实践主体性、表达诠释者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体现主客统一的现实性等一系列特征,故而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经典文本的理念性与生活实践的现实性之间的之间矛盾.     

明智:性质、目的和意义——作为一种日常观念的明智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明智"一词,是由传统的"智(知)"的概念分化而来的。日常语言中的明智,兼有能力和品质的性质。从能力的角度而言,它对应于理智的理论认知能力和实践推理能力,而在实践推理方面又包括审慎推理和道德推理两种不同的推理活动;从品质的角度而言,道德推理中的明智可以被发展为一种品质,但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基于此,常识道德对明智的评价不但不是最高的,反而略显暧昧和可疑,因为明智所指向的目的常常是"为己",而非"为他"。这种意义上的明智可能会在日常观念中引发一种近乎直觉的质疑:道德应该是与对他人的关切有关,致力于实现行为者自身目的的明智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道德。更重要的是,明智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日常观念之中,还存在于将德性与幸福视为核心概念的德性论之中。要想澄清这些与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有必要对日常观念中的明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察。     

思孟学派“智”的德性化及其影响

"智"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不过,"智"最初并不是一个纯道德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如指知识、智慧、智谋等,也有聪明、智巧等含义。后来,思孟学派将其视为"四德"或"五行"之一,与仁义等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且被后世包括汉儒、宋明诸儒在内的儒家学者广泛认肯。那么,"智"是如何从主要是知性范畴转向德性范畴的?其德性化进程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转化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走向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智"在先秦的德性化转变的分析,力求给这些问题做一点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生活的沉思与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善与德性概念之探析

本通过考察善与德性概念的意义变迁,揭示柏拉图的知识道德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行动伦理学”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善与德性概念的含义。     

道德资本论的道德理解：伦理利己主义

“道德资本”是一个组合概念,由“道德”和“资本”两个概念联结而成.道德资本论者要想实现这一关怀必须隐含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解,即它所理解的道德概念是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概念,而这恰是其实践上软弱无力的理论根源.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道德资本”概念质疑

近年来有人主张道德为资本,并提出了"道德资本"概念。"道德资本"概念提出者的本意也许是反对经济活动中的巧取豪夺、欺诈诓骗,主张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以合道德的方式、手段追求企业利润。这种本意当然不失合理。如果这只是经济活动第一线实务工作者所提出的一个朴素口号,亦可理解。然     

马基雅维里的virtù概念辨析

马基雅维里的virtù概念隐含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即古罗马意义上的德性和基督教德性的冲突、能力优异和道德完善的冲突。而virtù本身的多义性容易掩盖这两种矛盾。通过剖析这一概念可以发现,马基雅维里要挑战的不仅仅是基督教道德,而且还有古罗马哲学中的某些道德主张。他的政治道德思想的新异之处,不仅表现在揭示因多元谱系而产生的道德内部的裂变和分歧,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评价道德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论道德践行中的几个难题

即便一个人已经具备某种德性,这种德性也未必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实际的道德活动即道德践行.因为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存在着由一些难题所造成的困难.这些难题主要包括:"社会公正难题"、"道德权变难题"和"免责机会难题".帮助人们克服由这些难题造成的道德践行的障碍,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德性悖论及其消解之道

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美诺"知识悖论"的"德性悖论":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道德教育,他一定已经有了德性;如果他没有德性,就根本不会去接受道德教育。如此,则道德教育和学习似乎要么不必要,要么不可能。"德性悖论"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某种挑战:不"欲仁"者如何可能转变为"欲仁","小人"如何可能"立乎其大"?但是"德性悖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道德教养可以在没有明确的道德意向的时候就发生,它可能是出于理性自我利益的考虑,也可能是先天本性的自然流露,或者习焉不察地受到社会影响。伴随着道德经验和反思能力的发展,人才会对道德和自我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发生自我作为道德主体以及道德意向的顿悟。孟荀殊途而同归,可以消解"德性悖论"的挑战。     

论朱熹对艮卦的阐释

朱熹对<周易>艮卦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将卦辞"艮其背"解释为"止得其当止之所",由人的身体动静之规律而论道德实践行止之定律;强调"只是道理所当止处",反对人事所为中任何私欲的汁算对"道理"的遮蔽,提出艮卦"主静",并由"静"的吉凶训诫上升到"中有定止"的义理推明.这些阐释不仅反映了朱熹通过易学诠释对其哲学理本论的积极建构,而且体现了其理学视域下昕凸显的儒家价值取向,即对群体、社会以及宇宙生命的终极关怀.     

论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关系

人的行为活动趋于善的特性,是人类活动的价值特性。人通过教化、通过自己的价值活动,能够对自己的本性作出决定,能够化性起伪,决定自己是什么人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建构一个道德价值意义的世界,使自己获得作为诠释的诠释视域。同时,在一个多元性价值观念的世界,对于事物产生误解或理解分歧的可能性直接要求诠释学的在场。诠释学的理解要求一种回到前理解的共享性前见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作为伦理诠释和诠释理解的双重身份。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贯通,从根本上看,在于它们都分有着实践理性的特性。这种实践理性体现在,普遍的东西的具体化。换言之,是普遍性知识与具体实践情境的结合。     

有道德的权利尊严如何可能——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尊严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康德的尊严理论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之上,但是康德所理解的尊严不仅是一种道德尊严,而且从道德尊严可以衍生出权利尊严。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既继承了传统的德性尊严观,又具有现代权利尊严的特征,这种融合道德和权利的"有道德的权利尊严"观对指引当代人更好地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诠释及其限度: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从管理哲学的维度去理解先秦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其有效性奠基于对这一活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的充分说明.就目前而言,对诠释方法的反省尤其显得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诠释过程中如何实现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诠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理性自觉.由于诠释意味着诠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动问答,他们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和地位,因此这种辩证关系本身就成为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限度.     

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