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慧远大师对中国文化的回应--以回应本土伦理责难为例

慧远大师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义学高僧，他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从东晋时期本土文化对佛教的伦理责难切入，阐释当时慧远大师如何回应、吸收本土文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

慧远,山西代县人,生于公元334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卒于公元416年(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慧远是东晋时继道安后的佛教领袖,他的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了恶劣的影响。因此,揭示慧远佛教思想的内幕,剖析其本质,从而肃清其影响,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就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论述和批判。一、慧远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是东晋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同时也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判析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以前,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     

出入于有无之际——简析庐山慧远法身观的理论矛盾

东晋十六国时期,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观念的冲突日趋激化,造成了深受国家本位、祖先崇拜和灵魂不死等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土佛教学者的理论困惑,也迫使他们对一些重大的佛教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阐释。作为东晋时期中国佛教的领军人物,庐山慧远置     

慧远的“法身”思想及意义——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

东晋时期,长安和庐山是我国两大佛教中心,鸠摩罗什和慧远分别是当时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佛教巨子。慧远和鸠摩罗什保持联系十多年,使南北两地佛教学术频繁交流,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佛教的流传,而且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形成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乘大义章》正是鸠摩罗什和慧远这两位大师关于大乘要义的多次书面讨论的结集,而其中慧远和罗什关于"法身"问题讨论几乎占了全文的一半篇幅。     

慧远与鸠摩罗什法身观新论——以善巧方便沟通证法与教法为视角

东晋时期慧远与鸠摩罗什的书信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佛教的“法身”。确立“法身”是“有”，对于慧远，是中土思维的角度确立信仰目标的基础，但也因此与佛教经典的表述冲突，产生了困惑，从而向鸠摩罗什请教。佛法有证法和教法两个方面，慧远从教法上感受到的理解困难需要在证法意义上消解。鸠摩罗什则通过中观系统的教法以善巧方便沟通证法来解决慧远以及普通信众当下的理解困境，只是这种义理的澄清在知识结构上不同于玄学思维的体用、有无、形神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文章依照《大乘大义章》前两章内容分别解析慧远和鸠摩罗什的法身观，由此进一步推论汉传佛教在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上，中印佛学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以经典和修证互动的方式推动着人间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辅证了善巧方便对于全面理解佛法本义的重要性。     

庐山慧远的佛教发展策略

在魏晋南北朝这样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佛教如何发展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庐山慧远制定了极为睿智的佛教发展策略,即佛教在各大势力之间保持独立的策略。慧远用《沙门不敬王者论》从理论上论证了佛教独立的地位,并且采取实际措施确保了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得佛教发扬光大,真正融入中国社会。     

慧远与中国佛教僧制建设

慧远大师是中国早期佛教界的杰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庐山僧团成为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的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慧远继承和发扬道安创设的僧制建设,以僧制管理僧团成员,使整个僧团戒行清净、和合共处,成为模范僧团,为后世僧团内部管理提供了成功范本。僧制不同于戒律,制定者主体具有多元性,内容上既参照了戒律条文,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一经开创便广为发展,成为各大宗派竞相效仿的僧团管理模式。慧远进行的僧制建设解决了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佛教宗派——净土宗

净土宗是唐代僧人善导实际开创的中国佛教宗派, 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得名。此宗奉东晋庐山慧远为初祖,因慧远曾与人结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净土宗又名“莲宗”。     

从东晋慧远、唐代惠能到民国印光——铸就中国佛教儒释双美互成品格的三座丰碑

作为中国佛教佛性观、因果观和居士观的奠基者、深化者和集大成者,东晋慧远、唐代惠能和民国印光不仅规约着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儒教发展进程,成为铸就中国佛教儒释双美互成品格的三座丰碑。儒释双成思路依然是当今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基本指针和宝贵经验,仍须加以充分地理论总结和实践贯彻。     

《净土宗大典》汇集中华千年净土精华 包容历代高僧经典文献

净土宗始于东晋慧远创兴念佛莲社,是中国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后传入日本、朝鲜,进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佛教宗派。该书汇集了历代汉文大藏经所见有关净土宗的文献,内容包括所宗经纶、经论诠释、诸师著述、传记系谱等四部分,按译述年代顺序编排,始自公元179年支娄迦谶、竺佛朔所译《     

慧远大师籍贯考

慧远大师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领袖 ,关于他的籍贯有许多说法。本文参照历史地理典籍、县志、碑记 ,并作实地考察 ,作出了明确的考证结果——慧远大师是今山西原平县大芳乡茹岳村人     

东林随笔

提到寺庙,不可不谈东林;谈到高僧,不可不话慧远。东林寺自慧远始就是闻名中外的古寺,东林寺和净土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头。 东林寺由慧远首建,净土宗由慧远首创。东晋十六国时,战乱频仍,烽烟四起,生死无     

弘一法师的爱国爱教情怀

正佛教与社会的关联是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焦点。从佛教传入东土开始,就面临着中国固有文化对它的审视与规约,如致拜君亲的论争、夷夏之辩的讨论,有东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圆融,有唐代韩愈"道统说"的回应。可以发现行进中的中国佛教一直走着一条与社会民众相适应、与主流文化相融合的协调之路。其实在早期佛教中就有不违国制、不谤国主,不漏国税、不作国贼     

《大乘大义章》中慧远法身思想探析

鸠摩罗什入关后《大智度论》的译出,使中国学僧首次接触到了较为详细的印度佛身理论。庐山慧远正值此时,较早学习了《大智度论》,并就佛身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法身”存在的诸多疑问求教罗什。在两人的书信集《大乘大义章》中,慧远将法身理解为有形有相的实体。与罗什交流后,慧远对法身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纠正,但法身实有思想仍未改观,这为晋宋之际佛教义学的转向发挥了重要的理论铺垫作用。因此,探讨东晋庐山慧远的法身思想,有助于凸显其在中国佛学思潮转向中的理论意义。     

佛教传入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儒佛关系的调和

本文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此争论的调和，认为慧远的努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持名千载 光耀人间——浅谈善导大师与净土祖庭

正当代中国佛教诸宗派中,弥陀信仰传播最为广泛,其信仰不仅在中国盛行,在东北亚乃至更广地域中都具有重要影响,并且维系着全世界的净土信仰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善导大师佛教净土宗始自东晋初祖慧远大师(334-416),时间约在4世纪中,其后12位祖师依次为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祩宏、智旭、行     

西方净土变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的弥陀净土信仰在汉魏之际就传入中国内地,两晋开始流行。东晋东林寺僧慧远(334～416)原受学于名僧道安,太元六年(381)入庐山,“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慧远与谢灵运、宗炳、戴逵、刘遗民、雷次宗等相交论道,与鸠摩罗什亦书信往返,讨论佛学。元兴元年(402),慧远与学者名僧123人。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考察

毗昙学在早期佛教中的影响历来很少被学者重视,通过对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毗昙学对整个早期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影响,而毗昙学中的一些思想观念通过慧远和道生,对早期中土的涅槃学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追寻慧远的弘法遗迹——楼烦寺与白仁岩寺

慧远(公元334—416年),东晋名僧,俗姓贾,雁门楼烦人。慧远一生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334年至354年,四处求学,为日后广行教化奠定了理论基础。354年至382年,追随道安,辅助弘法。383年至416年,离别道安后独立在庐山东林寺建立弘法道场。在这一时期,慧远遁迹庐山,孜孜于道,务在弘法,聚徒讲学,率众行道,创立莲社,观想念佛,组织译经,撰论著述,并与天下名僧及当政者深相结交,为僧团创造了宽松的弘法环境,为天下创建了“道德所居”的模范道场。由此,慧远僧团所居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与鸠摩罗什僧团所居长安,南北呼应,中分天下,使中国佛教呈现…     

“罽宾禅师”与“南国律学道士”:法显回国后的一段行踪

东晋义熙八年,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筑佛影台,第二年又撰写了《佛影铭》。慧远有这样的举动,是他读佛经,得知西域的那伽诃罗国有"佛影窟",窟中有"佛影",而后"罽宾禅师"和"南国律学道士"来到庐山,告诉他更多的情况。"罽宾禅师"是从印度来的僧人佛陀跋陀罗,但"南国律学道士"是谁,颇费猜疑。本文根据文献中相关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这位"南国律学道士"不是别人,正是从印度求法归来不久的法显。相关的考证不仅可以增加对法显回国后行踪的了解,也有助于理解慧远此举背后的动机,这些都与当时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禅修以及佛前观想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