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 ,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 ,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 ,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 ,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 ,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 ,从书斋引向社会 ,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 ,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科学主义笼罩下的20世纪中医：兼论中医是否是科学

在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科学已取代儒而成为最高的价值准则,中医也已浸润于科学主义的阴影之中。在２０世纪的中国,中医以自己的特色应用现代科学,科学哲学原理阐释和发展着传统中医体系。科学主义如此盛行以致“中医是一门科学”这一论述成为不言而喻的题已广泛地被认可。作为这种问题的反,一些学者几乎不加比较地应用现代生物医学证明中医在其现代观念中不是一门“科学”。由于强调中医不仅仅是科学,学者们应走出传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研究中心

在“文化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时代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老调重弹而又值得旧话重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儒学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不同作用的梳理、厘定和分析,认为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儒学与现代化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儒学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体是随着东亚现代化的启动、发展而由现代化的阻碍力量发展成积极的推动力量。既使在东亚现代化之初,儒学传统也不曾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儒学在东亚国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广泛的互动交往、交流、对话,儒学将在面对更多挑战的同时,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而,儒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东亚社会转型、文化现代转换中积极创新,走向世界。     

论中国启蒙文化的传统

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出中世纪的思想启蒙,包括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想启蒙,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和“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是在中西古今之争的文化激荡中走过的.三个时期的思想启蒙者前承后续,紧扣时代的脉搏,在从封建社会晚期到近现代思想史的文化嬗变时代,一面对古代文化进行着扬弃,一面对世界文化尝试着回应,一代继一代,后浪推前浪,承续着、更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闪耀着时代性、民族性光芒的启蒙文化传统,即自觉追逐时代进步的理性主义传统、科学民主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这三大传统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真正的“接合点”,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积极的传统资源.我们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首先应是这一活生生的启蒙者的传统.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二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北宋时以儒学为本位,融合佛、道的理学思潮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理学的演变与发展代表着宋元明时期学术与文化发展的趋势。程领、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和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不仅对理学、中国儒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二程的理论贡献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内部构成和理论要素有重要意义。一、二程开辟了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二程理学的创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学的扬弃。中国儒学是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艾化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逼近与我们的文化策略选择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又有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而西方文化,又存在着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和与后工业文明相关联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至关重要。为了推进这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向纵深发展,本刊从本期起,开辟“传统与现代”专栏,拟就以下问题开展讨论:传统与现代性的涵义及关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精神,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抗击理性的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等。下面发表的付文忠和周月琴的文章,前者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思维背景、社会原因,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区别和联系等等;后者则结合韩国儒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向,发表了对儒学现代意义的看法。我们欢迎大家参加讨论,踊跃投稿。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