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德性:情与理的统一——霞谷学的本质特征

霞谷是德性论者,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是贯穿霞谷著作的一条主线。其性情本源与全体之说认为"情其源头,性其全体,情其发处,性其用处",以批评朱子;其四端七情之说主张"四端亦有气,七情亦有理",理气性情合一,批评退溪的"主理"、"主气"之说;其良知说明确提出"恻隐之心即良知","以其全德之德而言谓之仁,以其本体之明谓之良知",将情与知统一起来,反对将良知"专属知识一边",主张德性之知即良知是由情感说明甚至决定的。霞谷很推崇儒家经典中的《大学》,其中尤其重视好恶之情,认为"好恶乃一篇之要",实即以德性为要,而德性之根本在情感。总之,"实心真情"是提高德性、实现万物一体境界的根本。这是霞谷对今人的重要启示。     

先天德性论如何应对情境主义的挑战

面对情境主义者对美德存在的挑战,美德伦理学家的应对可分为先天德性论和后天德性论两派。后天德性论的劣势在于需要放弃部分关于美德的承诺,但是先天德性论对情境主义的既有回应也存在缺陷。一个完备的来自先天德性论的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说明情境主义者所谓"善行"与美德存在与否是如何不相干的,二是以不依赖于经验证据的方式论证美德存在。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由王龙溪论良知看良知的道德意义

良知所具有的先天性道德意义是阳明学得以建立的基石,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对于阳明学来说,良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本体,因此也应从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良知的道德意义。王龙溪以"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来解说良知,指出良知的道德意义源自良知本体的"虚",即舍弃"人欲"所带来的对于对象性存在的扭曲,使得对象性存在能够在良知的"观照"之下,成为其自身,这即是良知之本体论意义上的呈现。在人的真实生存经验中,这一良知的呈现源自人的孝亲之爱。孝亲之爱正是在生存体验中,最为先天的舍弃"自身",充分尊重"对方",良知充分"呈现"的时刻。     

赵献可的“火”本体论及其传承

赵献可认为火是性质纯阳的宇宙本体,为先天太极,人身中的先天太极为命门。他以“火(先天太极)—火水(太极)”取代了周敦颐宇宙生成论中“太极—阴阳”的阶段,以“命门(先天太极、先天之火)—相火真水(无形之火水)”模式诠释生命运行机制,完成了火本体在天人之间的贯通,并从宇宙根据义与能动义两方面对火之本体义进行了支撑。赵献可之火本体论发展了前代医家的火论思想,对后世亦有一定影响：医学层面,医界继承了以先天之火为生命根本的观点,将先天之火与生命过程进一步结合,并强调火所具有的推动力;哲学层面,方以智提出火—气一元论,对火本体论进行了深化。这两方面内容,均未脱离赵氏火论的框架。     

《周易》形上思想研究

贞,从哲学来看,是一种善恶价值判断.它是对选择某项原则的赞叹与呼吁.它是主体的私意的表达.同时,这样的观点的接受意味着价值观的确立.价值观内化为主体的德性,成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即元.价值判断的对象是对事实陈述的选择,如利.这些对象最终落实为知识形态.知识是一种相对确定的陈述.它无法表达存在的真正,即本体.知识所陈述的对象是事物的亨,即现象.现象是外在的生与主体的思的共同造作.在造作过程中,主体赋予事物以时空性.因此现象不真.事物的本体是生、思,即元.元展开为德性与生生不息.对于本体,人们保持沉默.元是无.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德行等把握它.     

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道家智慧的融摄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立足儒门,融摄道家的本体论、本源论、自然说和境界论所蕴涵之哲理的产物:援引道家的本体论架构建立良知本体说,吸摄道家关于道即无规定性的思辨,申明良知本体所含之义理无具体规定性;借鉴道家本源论思维模式,勾勒出“良知→气→万物”的宇宙生成样式;拓展道家的自然论,用以证明良知存在的自然性;涵摄道家“无滞”的意境,认为良知还表征着无滞善恶毁誉得失存亡的超然境界。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良心·良知·良能的生成论思考——德性研究的另一视角

德性乃内在自我的彰显,它经历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换,其内在运作机制却是良心通过良知而向良能的实现。良心即是好、善心,它是人性对心灵的本能觉悟。良心的这一生成方式开启了它敞开自身的双重道路,即致良心的认知道路和诚证良心的行动道路。致良心,就是启动精神世界的意识的功能,对良心予以理性的致知而构建良知;诚证良心,就是以良知为武器和方法,来指导行动验证良心的力量,这即是良能的践行。     

康德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

纯粹实践理性动机的理论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环节,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研究。定言命令的奠基意义不仅局限于规范伦理学,也为解决德性动力学问题提供了基础;德性法则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对感性产生作用,使人在德性法则面前感到谦卑,因而对德性法则产生敬重;敬重作为"能被先天认识的并看出其必然性的唯一情感",是德性唯一纯粹的动机;敬重概念还确立了人所能够达到的德性层次——出于对义务的敬重而行动。     

论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生活,因而伦理学首先就需要研究神性、人性和物性,也就是研究万物的"自然"。但思考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神明,也就是最高的善,从而走向德性。在思想领域,"认识"本身不是目的,达到道德的高尚性才是,因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认识"的限度,这也是属人的根本"义务"。义务在于行动,行动必须以智慧和良善为前提。德性乃是理性的保证,理性与德性的连接点在于"完善",达到存在的最高境界。研究这种境界的哲学不是知识的展示,更不是概念的思辨,而是治疗灵魂使之达到德性的生活方式。古代伦理思想的基础在于大写的"理性",其目标在于"高尚",其方法在于"义务"。理性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致良知"。     

论“本体”的三种含义及其现代混淆

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原指本来的形体或存在,后指事物固有的(恰当)样式;可针对一切事物而言,不专对宇宙或万有全体,而且主要在"体用"意义上使用。这种体用义的本体概念,与近代以来学界普遍从宇宙万有的最高决定者、最后本质或终极实在角度所言之本体,有根本区别。中国古代的"道""天理""本无"甚至"良知"(心学中)等范畴虽然可按现代流行用法称为本体(宇宙或万有本体),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们更接近于世界各大宗教中的本体概念,而未必可称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混淆三种不同的本体概念,即:(1)体用义本体、(2)宗教义本体、(3)哲学义本体,将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不加置疑地当成哲学义本体、并以此说明中国哲学特色,是现代中国学术接受西方学科体系时的错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困境。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高清海西方的现代哲学是在全面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无论哲学的主题、哲学的思考方式或是哲学的观点和倾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从追问原初的、先天的、绝对的本体，试图从那里找出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转向于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活动及其设定的现实世界，力求从这里去了解人的根据、价值和意义；它从注目遥远的、身外的非人存在，试图从那里寻求一种可以依靠的权威力量，转向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和同人直接关联的存在，注重于发挥人的自我创造作用，它从追求永恒的终极真理的理性认知哲学，转向突出价值功能的真善美一体性的哲学；它从主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注重贯彻以因果必然联系为核心的科学思维逻辑，转向以整个文化为基础、注重贯注以理解为标志的人文精神，它从追求绝对一元化的整体统一本性，转向注重个体为本位的多极化、多样化特征，如此等等。在这一转变中，毫无疑问，它丢弃了许多应当保留的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些方面陷入了更加极端的片面性。但无可否认的是，从总体本质来说，这个转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时代根据的。它反映的是人从自身的影子去间接把握人的传统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柏拉图的德穆革与德性生活

柏拉图认为宇宙从"德穆革、相(逻各斯)和空间(物质)"这三个本原产生。他用"审美机制"推断德穆革也是美善的本原,因此"善之相"属于德穆革的思想。他坚持人生目标是"变得像神",即培养理性和德性,使自己过上合理和幸福生活。同理,目前中国道德建设也应遵循如下原则:新中国从"共产党、马列思想和人民"这三个本原产生;共产党需要为人民服务,并通过"改革开放"搭建审美机制,证明自己的善治和纯洁;人民则需要接受教育,增长知识,提升修养,使自己变得神圣起来。     

良知与德性

朱熹曾上承二程，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尽心上》）。不系于人而出于天，意昧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与程朱不同，王阳明着重强调了良知系于人这一面，并由此转移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从而使之区别于超越的天理。在如上转换之后，蕴含着德性伦理与理念伦理的某种对峙，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所谓“德性之后”（A．麦金泰尔语）的当代，依然引人省思。如何在日用常行中为善去恶，是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善去恶以分别善恶为前提，而善恶之分则表现为一个知的过程（知善知恶）。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的这种关联，…     

诚信与公民社会散论

“诚”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本体特性之义和德性之义 ,“信”具有主体对客体的态度 ,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行为 ,客体对主体的状态三种情形 ,“诚”与“信”之间略有差异。诚信不完全等同于信用 ,诚信的特点是主观性、渐成性和根本性 ,信用之所以具有伦理品格是由它的时间差、不确定性和不充分性等特性来决定的。公民社会异于威权社会 ,它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 ,在平等交往、契约自由、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公民社会 ,诚信具有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学理根据。维护公民社会的诚信要注重社会机制的建设。     

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     

易学与良知学的融通——以江右王门后学宋仪望为例

宋仪望是王阳明再传弟子,因其有长期研读《周易》的经历,故而尝试以易学诠释良知学。他认为,圣人之学以求仁为要,仁是天地之心,是《易》所谓生生不已的生理,此理具于人心,即所谓性,故求仁即复性。性之虚明灵觉即良知,故求仁、复性就是阳明学的致良知。宋仪望将《周易》复卦的爻辞"不远复"解释为力求本心、直悟本体的"顿"的工夫,同时也赋予其改过迁善、为善去恶以复其本体的"渐"的工夫论义涵,以祛除阳明后学中存在的忽略躬行实践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