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仁孝关系的内在逻辑

儒家对仁孝关系的理论设定,秉持仁孝一体的思考方式与逻辑路向,把仁爱建立在血亲之爱的基础之上,仁的本然之源内在于每个人的爱亲之心,从而寻找到了仁的先验理据。孝既是仁的原点,"施由亲始",由爱亲扩大至广大地域的人际关系,进而将仁爱之心扩大到爱一切事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的仁爱思想于是具有了普遍意义。并以理一分殊与体用关系来进一步阐释了仁孝之间的内在关联。从仁孝关系来思考美丽中国构建,根据儒家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致思理路,孝与血亲之爱可以构建家庭和谐之美、由亲亲而仁民可以构建社会和谐之美,由仁民而爱物可以构建生态和谐之美。儒家仁孝关系的理论从先天赋予人的爱心出发,把家庭、社会与生态之美有机地融合起来,构成了人我一体与人物共生的伦理图景。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慈善思想之比较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都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慈善思想,两种文明的慈善思想都"劝人向善"并"助人施善",主张周济穷苦、关爱贫弱。早期儒家慈善思想以"仁"为核心,以"恻隐之心"为驱动;古代犹太教的慈善思想则以"公义"为核心,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动力,靠宗教诫命来维系。二者之间的差异标识出两种文明的特殊性:儒家是一种世俗伦理体系,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君子风范的理想追求;而犹太教作为典型的"一神信仰",强调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信仰对人类生活的约束。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三个案例的再辨析——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简评

邓晓芒对儒家亲情道德的批评主要在于他尚未充分理解儒家的“仁”及其从我做起、从亲爱起的道理,所以总是从“路人”的立场和法律的视角对亲情道德进行外在的仲裁;而在具体分析中,他又往往略过道德主题本身,将亲情道德的案例扭曲为法律和利益的案例,这样,他就既可以“私”来理解儒家的“爱”,又可以“私亲”来定位儒家的“爱亲”,从而将圣贤的行为扭曲为罪犯的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理解与“一父而载(再)取名”的直躬之“直”以及墨子对儒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反向批评有类似之处,但又完全服从于其对传统进行攻讦的需要。所以,这样的研究既无助于历史文本的澄清,也无益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论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

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是一个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的的思想体系,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仁者爱人”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和“天下大同”的公益慈善伦理追求.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既为中国传统公益慈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渊源,也蕴含着丰富的可以为现代公益慈善伦理借鉴和吸收的积极因素.     

中日早期儒学“忠”范畴比较

<正> 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而借以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的基本范畴便是“仁”。自原典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仁”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之后,“仁”便成为展现早期儒学“人学”内容的重要范畴。“仁”集中阐述了为人的规范、待人的方式、修己的途径,明显体现了作为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理想和归宿等,究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伦理精神。而要把这种道德观念转变为道德行为,伦理精神转化为伦理行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忠”。笔者以为“仁”固然是中国早期儒学的重要范畴,但是,在强调“仁”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儒学中的重要性。“忠”发端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与孝、仁、义、礼成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后汉马融撰     

孔子之“仁”探源

"仁"为儒学之本,传统研究或拘泥于儒家的学术传统,或从认识论、伦理范畴等角度着眼,并存在忽视孔子之"仁"逻辑起点的不足。而从中国式思维的角度出发,基于儒家诞生的人文历史背景,另立一说以阐明孔子之"仁"的背景、生成和内涵,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由儒家学派提炼并理论化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的基本态度、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儒家经济伦理体系是围绕着义利关系展开的,以"见利思义"为核心,以"仁"、"义"、"诚"、"信"为根本.我们无论着眼于儒家经济伦理的发源地还是着眼于"儒教文化圈",无论着眼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当代中国,儒家经济伦理对于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何以实现?——儒家视域下的程明道思想

儒家以忠恕为仁体的道德基石,忠者尽己,恕者推己,程明道以"扩充得去"为恕,以"天地变化草木蕃"之生生不息表述仁体扩充得去意象。儒家精神,欲使人本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扩而充之,由一己小家推及万物,及至全人类,进而至于大同,正是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精髓。由博爱万物进至万物一体之大同,必以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为始基,故曰"孝弟为仁之本"。明道思想之"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最能透悟全体,彻悟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进路。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架构分析

先秦儒家主张角色伦理,以名定责是其角色伦理模式,以礼正名是保障角色伦理实现的途径,仁人是儒家的角色人格理想.当角色面临两难的伦理冲突时,要以“仁”为取舍的最终依据.这种权责统一的角色伦理模式奠基于人伦亲情之上,具有相互责善的色彩,对当今社会角色伦理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从“金规则”看儒家伦理“仁”的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基督教伦理的异同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与儒家伦理相符,即"恕道",亦即"仁"的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仁"的积极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对"仁"的消极表述。儒家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圣爱"观都是普世之爱,由于二者的起源、发展方式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同。儒家的"仁爱"观与"敬"分不开,其极至状态为"四海之内,合敬同爱"。     

戴震"仁"学考论

戴震对儒家"仁"学进行了细致且系统的考辨。在戴震看来,"仁"合于"道",根于"人伦日用",合本体、准则、德性于一,表现为:形上之"生生"、人伦之"欲无私"与人伦之"遂欲通情";"生生"是"欲无私"与"遂欲通情"的形上根基、"欲无私"与"遂欲通情"表现且确证"生生""遂欲通情"又是"欲无私"的推己及人;由"生生"而"欲无私"再"遂欲达情"乃"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三者圆融一体。这在发扬原始儒家"生生"之仁的同时,实现了原始儒家以"仁"统贯诸德的初衷,并通过对欲、理、仁关系的厘清和爱人、忠恕的新诠完成其对宋儒之仁的批判与孔孟之仁的超越,从而还"欲"于"仁",将伦理根植于生活,倡导了一种事实与价值合一、德性与幸福一致的伦理生活,开启儒家"仁"学一代新风。     

大仁小义与情理圆融 ——先秦儒家的情理观

“大仁小义”是儒家在处理情理冲突时的一种伦理原则.通过对儒家这种伦理原则的深入考察,可以揭示出儒家在解决日常情理冲突时所秉持的“圆融”立场.“大义灭亲”不仅不是儒家所推崇的楷模,相反,它还是儒家所怀疑的伪善.     

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

儒家与医学的亲近关系是一个近世文化现象。这种亲近关系的一个标志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医学伦理体系的建立。这种医学伦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古的"知医为孝"观念,另一个是两宋理学家对"仁"的重新诠释。"知医为孝"观念的基础是以个体的自然关系为起点的儒家价值系统。这种观念仅能提供对医学价值的有限肯定。两宋理学对"仁"的新理解突破了儒家对自然关系与非自然关系的传统区分,构成这种医学伦理的主要概念基础。"仁"的"生生"之力与医学的"活人"具有同质性,使医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道德价值。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论儒家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兼与陈嘉明教授商榷

陈嘉明教授在《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一文中认为,儒家义务论伦理是一种单边式义务,权利缺失是儒家义务论的根本缺陷。因而需要引入西方权利观念来建构我国现代义务伦理。实际上,我国儒家经典著作中不乏关于双向性义务与权利的相关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义务论伦理具有开化出现代性义务论伦理的可能性。在重视权利之于义务重要性之余,必须意识到权利实现是以义务遵守为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在这点上中西文化具有通契性。故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务论伦理能内在衍生出现代权利概念,即义务本位能够开化出权利自由。     

儒家“仁”之伦理与关怀伦理可否兼容？——关于这场争论的评述

关怀伦理与儒家"仁"之伦理能否兼容?学者们通过这两种伦理学对"仁"与"关怀"等概念的解读;对原则和普遍性的批判与再批判;对传统的脱离或依归;对女性主义立场的态度等方面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李成杨认为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能够兼容,二者可以整合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形式.而斯塔和苑莉均等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李成杨的观点进行批驳,表示二者虽然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但绝不具有兼容的根基与可能.     

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