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对佛教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有人认为范文澜先生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其实,范老对佛教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的《唐代佛教》可以说从早年一直写到晚年,其《引言》部分写于1965年8月,这是"文革"的前一年,范老72岁,离逝世仅4年。他对佛教持批判态度,但他一直认为佛教是文化,佛教文化"是值得热烈欢迎的"。     

中国佛教代表团基调发言

尊敬的大韩民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崔慧草团长，尊敬的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小林隆彰团长，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朋友：送走旧千年、旧世纪，我们已迈步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康庄大道上。而在这新时代起始之年的金秋岁月，在受到我们三国佛教徒无比敬仰的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所倡导的“黄金纽带”思想指引下，今天中韩日三国佛教界的大德长老、善信居士们欢聚在中国首都北京，进行友好交流第四次大会，举办以“佛教与环保”为主题的演讲会，真是因缘殊胜，功德无量！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热爱和平的人…     

鬼与地狱·经忏法事——中国佛教琐谈（二）

在生死轮回的六趣——六道中,鬼与地狱,是六趣中不同的二趣。鬼与地狱,可说是古代极一般的信仰;在佛法传来以前,我国也早有了鬼与近似地狱的信仰。佛法传来,在重信仰的民间佛教中,鬼与地狱有了混合的倾向。特别是盛唐以后,佛教偏重实行,法义的理解衰落,传出了国人自己编写的经典,鬼与地狱被混合为一,成为民间的信仰。     

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

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可从佛教伦理内涵的旨趣、价值、自觉三个方面得到论证,即佛教伦理旨趣的根据是其人生解脱论,佛教伦理价值的基石是其因果报应论,佛教伦理自觉的本原是其心性论。     

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地理研究

近百年来,奠基于宗教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中国佛教地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宗教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学科,或融涵于宗教地理之理论,或收摄于断代史佛教地理,或归属于区域佛教地理,从不同角度对特定历史与地区的佛教传播、寺院分布、高僧籍贯或驻锡地等进行了研究,但在中国佛教地理理论方面仍显薄弱;其研究方法,以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为主,兼及宗教学、生态学等方法,同时引入新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新方法,但仍需继续探索.     

佛教勝地行 探寻中国佛教的故事八北大核心CSSCISSCI

7月,正值酷暑,《中国宗教》杂志社佛教胜地行系列采访组来到湖南,从湘北的八百里洞庭湖南下,至长沙,到寿岳衡山,一路追随佛教先贤的足迹。湖南,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禅宗、天台宗、净土宗都在此处传承。今天的湖南佛教,正用自己特殊的方式,阐释湖湘文化素有的＂经世致用＂传统。长沙麓山寺,被誉为＂汉魏最初名胜,     

佛教的入世之道

跋涉过两千多年的漫漫长路,中国佛教已经沐浴在新世纪的晨光里。　　两千多年来,佛教的生命轨迹也是无常无我,既有风和日丽中的悠然自得,又有刀光剑影下的喘息挣扎,而且始终在这种"因果链"中沉浮,难以达到所期求的"涅槃寂静"的境界。那么,佛教又将如何顺利地通过21世纪的时光隧道,让佛日能够闪耀在更广阔的时空呢？　　只有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现在,关于这一话题的议论,已经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再讨论"要不要"的问题,也不需要再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去作理论的阐释,而是要思考"要怎么做"的方法问题,去引导、推动、光大、完善…     

佛教研究的独特视角 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对于西方学界而言,填补了相关领域缺乏综合性专书的空白,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其多元而独特的视角亦大有可借鉴之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的出版在宗教研究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西方学界而言,本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缺乏综合性专书的空白,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其多元而独特的视角亦大有可借鉴之处。     

从传戒制度的演变看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在佛教戒、定、慧三学的修习体系中,戒被奉为成就之基.僧团的传戒对求戒者而言就是受戒,此传戒受戒的宗教行为是佛教修行者身份认同乃至宗教修持的逻辑起点,因此传戒制度在整个佛教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像印度佛教传戒法从佛陀创教时的“善来比丘”法最终演化为具足法、事、人、处的“白四羯磨”传戒法仪一样,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从文化全球化看中国佛教对现代科学及基督宗教的回应

本文试探讨的是近现代中国的佛教学者如何响应由西方传入的现代科学,这与他们对基督宗教的响应又有何关系,而这些响应对于学界对文化全球化的讨论又有何意义。本文以章太炎及太虚法师为个案,指出前者基本上是中国视域为本位,而后者更倾向于采取全球的视角。本文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不仅对个别的宗教传统构成挑战,也提供机遇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得以更新,这不仅有助不同传统的全球化,更可促进不同宗教间的交流以至多元文化的建立。     

中国佛教的公共交往特征

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一种具有时代要求、中国特色、亚洲特征、国际影响的"全球文化意识"。它作为一种文化对话与合作的路径,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和平发展奠定文化精神资源,塑造一个和谐共享的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佛教以人间佛教的社会姿态,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与海外相关地区的佛教信仰体系展开不同形式的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倡导国际文化新秩序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略论居士佛教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

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铸就,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一切都与居士佛教的重要贡献密不可分。从佛教初传居士对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推动佛教的中国化、促其融入中华文化,以及明清以来中国佛教趋于衰落之后居士对佛教文化的复兴所起的作用这几个片段,论述了居士佛教对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以期对当前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和参考。     

“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2021年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2021年12月27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中国佛教协会人间佛教思想研究基地协办的"2021年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此次会议主题为"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旨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中国佛教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发展经验,探索当代人间佛教思想体系,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道路实践。     

论释宗仰佛教革新的理论建树

释宗仰(1865-1921),江苏常熟人。俗姓黄,原名浩舜,法名用仁,后改名中央,别号楞伽小隐,自署乌目山僧,晚称印楞禅师。16岁在家乡常熟三峰清凉寺剃度,20岁到镇江金山寺受戒。1899年应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之邀到上海主持佛经讲座。从参加张园拒俄集会,到     

论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与精神文明”笔谈会的多数文章已经在上期和90、91年《法音》上陆续发表。其中多数文章是从某一个方面的专题研究,本文作者尝试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总体关系上作一研究,文章特别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佛教从开始传入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如何逐步与中国原有文化接触、交流而最后融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对我们认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有很大意义,特别在今天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有很大历史借鉴价值。     

从榜样到边缘--"佛教范式"在中国宗教中的地位变迁

从宗教范式而不是宗教势力的角度看,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其范式由榜样到边缘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宗教格局中,自从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后,“佛教范式”便成为各种宗教纷纷仿效的榜样;但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宗教格局中,由于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和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佛教范式”便被边缘化了,而“基督教范式”则取而代之成为各种宗教纷纷仿效的榜样。“佛教范式”在中国宗教史中的这一地位变迁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没有西方式宗教对立的“不排异”的宗教文化氛围。     

中国佛教学者吴疆

正吴疆,1994年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宗教学博士,师从杜维明与詹密罗(Robert Gimello)教授,专治十七世纪中国宗教思想史,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教授。出版专著Enlightenment in Dispute: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僧诤与禅悟:十七世纪中国禅宗的复兴》,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以及Leaving for the Rising Sun:Chinese Zen Master Yinyuan and the Authenticity Crisis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蹈海东瀛:中国禅僧隐元与前近代东亚的本真     

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走向

一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这个选题是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江溶、刘方等先生提出的。经该社上报后,被列为新闻出版署“八五”重点规划“中国文化大观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具体操作则由我与袁坚同志主持,并在1990年至1994年之间,组织了三十余位学者集体撰著而成。最近,江溶先生打来电话,通知说《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将于2000年上半年内出版。并提出：虽在1994年撰著完成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定位与坐标》,作为跋文,但距今已经六年。值此世纪之交,希望我再写一篇跋文,对中国佛教的将来作一番展望。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