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器教

正孔子重视诗教,也重视器教。所谓诗教,是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所谓器教,则是以器物来教育弟子。《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瑚琏乃宗庙之贵器,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子贡较高的评价。孔门十哲,子贡据其一;孔门四科中,子贡擅长言语,曾经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春秋局势,引得司马迁称赞     

宰予——孔门弟子中的悲剧人物

<正> 宰予(我),是孔门中的著名人物;人们一提起宰予的名字,便会想起孔子那个“朽木粪土”的责备。因此,研究一下宰予在孔门中的成长、变化情况,也许有助于从另个侧面来了解孔子的某些主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孔子圣化与儒家经典文献的生成

孔子之圣化,肇端于孔子斯文在兹的文圣期许。孔门弟子推波助澜,使孔子逐渐步入圣坛。这种圣化,高山仰止,或喻其为"日月",或比之于尧舜,甚至在孔子死后,集体为其服丧三年。孔门弟子于祭祀之余,整理孔子授学语录,讲习不辍,接续了儒家道统传承的火炬,促进了六艺之教向"六经"的转化,也推动了儒家经典文献的生成。     

孔子博物观念辨正

在讨论先秦时代的博物观念时，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被广为援引。西学观念影响下的一些学者认为，孔子教导弟子从《诗》中学习动植物的“名称”，是中国先秦时代对自然界漠不关心、只注重社会伦理秩序的有力证据。然而，这一论断既未考虑到时代变迁下观念的改变，又以西方现代哲学思维看待我国传统的“名”“实”概念。实际上，先秦两汉时期，在不同时代、不同学术流派的论述中，孔子的博物观念大相径庭，而在乡土博物学的语境中，所谓的“名”与“实”是合而为一的。辨正孔子的博物观念，可以从博物学、科技史的角度观照传统哲学中长期以来争论的“名”“实”之辨问题，是孔子研究走出儒学讨论、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一部高质量的孔学工具书──《孔子言行录》评介

孔子在古代被尊为“至圣先师”，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孔子生前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后人只有通过孔门弟子及其后学所记载的孔子言行才能了解这位至圣的思想。从战国时代开始，不断有人从事孔子言行的搜集和整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类编著中，真正被广大读者接受、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的仅为编定于战国时代的《论语》一书。与现存全部孔子言行相较，《论语》所收孔子言行约占１／１５强。其他同类编著如三国王肃的《孔子家语》、清代孙星衍的《孔子集语》，所收孔子言行均远远多于《论语》，却未能得到广泛认可，…     

道德新风吹遍孔子故里

孔子主张“礼治”,提倡“齐之以礼”,教育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这些“礼”教观念,今天被曲阜人注入了完全新的含义。     

大同与神明——康有为《论语注》思想析论

在《论语注》中,康有为将孔子改制理解为“政”与“教”的双重改革孔子一方面揭示了由“小康”渐进“大同”的政治改革路径,一方面提出了由“各亲其亲”到“直隶于天”的教化改革路径,两者共同组成孔子改制的主要内容。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改制不是对前代的因革损益,而是对中国文明的奠基,正是孔子提出改制并形成完整的改制思想,中国历史才得以跟随孔子教导,从政教两个方面整体地摆脱野蛮,进入文明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改制意味着文明的开创,孔子因此被赋予“文明之教主”的色彩。     

孔门封建考：论孔门为模拟封建关系组建的小共同体

孔子教授门徒，并非只是后世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学”活动，孔门本身就是模仿封建时代君臣、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孔子“师”的身份，最初源自掌管领土、属民、军队的封建贵族，此类“师”在金文中多见。“夫子”之称，也源自早期军事贵族，周代多有领主被称为“夫子”。“弟子”，则源自宗法组织中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和宗族首领之间为君臣关系，而弟子称“徒”，也源自封建时代步行的宗族子弟。弟子加入孔门，行“委质”之礼，也是封建时代封臣对封君效忠的仪式，弟子之间的关系则模仿西周宗法血缘称“朋友”。束脩并非只是简单的“学费”，而是共同体成员同食的祭肉。君、亲、师有着共同的来源，封建宗法组织的“君”从血缘而言作为父家长是“亲”，作为首领又掌管领导和教化功能，角色为“师”，孔门则是以模拟血亲的关系，实现了君、亲、师合一的新方式，发展出适合新时代的共同体建构方式。     

以“重写”还原文学的历史——对于“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再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学史观念日益丰富，在现当代领域“大文学史观一、“20世纪文学整体现”、“重写文学史”、“两岸三地文学走”等新的文学史理论范畴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其中，“重写文学史”现惫蕴含的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意识形态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矛盾，以反话语霸权的解构等问题启发了本文对“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再思考。     

孔子言语观与现代公关言语研究

孔子言语观与现代公关言语研究张冠湘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是重视书面语，忽视口头语的。孔子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难得的杰出的言语大师。他在盛大的私学教育中，“言语”科目与“德行”、“政事”、“文学”并重，在言语时机的掌握、对象的区分...     

孔子“熟仁”观及其发微

“熟仁”观念,源于孔子。孔子的“熟仁”观念,充分突显熟仁之实践境界,一种对于成人之道的独特理解;并且孔子的“熟仁”观念在透过《诗经》的照观里,令我们看到孔子的“熟仁”辨识(包括后儒的阐释发微)无疑深化了“熟”作为中国文化一个极富意蕴的概念在孔子的这种“熟仁”观念中对于中国人“成人之道”的特定理解和独特智慧。     

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的大业,既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不仅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哲学上也有所作为,丰富和发展了晚清理学的狭小范域。一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是在儒学诸多的学术层面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膺的是理学,在“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中首推“义理之学”。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     

孔门弟子的不同思想倾向和儒家的分化

<正> 孔门弟子的不同思想倾向和孔子死后儒家的分化是先秦儒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孔子与孟子间一个世纪儒学发展的空白,而且对探讨孟子和荀子为什么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孔子思想加以深化是有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孔门弟子发生思想分化,才有后来孟、荀从不同角度对孔子思想的深化。     

论孔子性与天道思想的情境化面向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作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境遇中,通过人的情感现象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孔子的“成人”说体现了他视人之生命作为“非现成性”存在的基本认识;他又从忠恕来把握人的情感规律。此即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之中,依忠恕情感规律过严谨的道德生活,从而体悟到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正是孔子下学上达即天道性命之贯通的真实含义。因此,在理解孔子天道、性命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情境化的面向。     

对研究孔门弟子的几点认识

<正> 一、研究孔门弟子的意义研究孔门弟子,对解决许多与孔子有关的学术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是目前急需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一)是深入研究孔子和《论语》的需要。孔子的许多社会活动,是在弟子们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要想搞清楚孔子的这些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单从孔子本身往往不能解决,可是结合着对其弟子的研究,就能一目了然。如《论语·先进》中所记载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弟子各言其志的事,只要知道公西华的年龄,和曾皙谈话的具体内容,就可知道这件事的大体时间和地点。     

儒学“学科”的历史面貌及建设现代学科的必要性

正学科,顾名思义是学术的分类,某一科学领域可以有不同的分支,某一个分支可称为学科,它往往是人们出于研究的方便或管理的需要而将其加以分别。其实中国古代已有"学科"的划分,孔子最早将其划为"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曾国藩又将"四科"视为为学之术,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经济,曰辞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杂著》卷四)这四科与孔子所说四科有关联又不完全相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辞章之学、政治或管理学等学业科目大体相应,总之,学     

佛境菩萨行:欧阳渐晚年的教法思想体系

欧阳竟无先生晚年创立的教法思想体系,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教思想体系之一。本文首先从“佛境菩萨行”的教法纲领、“立教”及作为文字教法的“佛学四科”三个方面,精细地考察了欧阳这一教法思想体系的内涵;接着将欧阳的判教思想与近代以来另外两大判教体系（太虚及韩清净二人的判教体系）加以比较,阐述欧阳判教体系的特质。同时指出如何将欧阳偏向“佛教化”的判教思想体系与太虚偏向“中国化”的判教思想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整合,实现“佛教的真精神”与“当代中国机性” 的协调,当是近代佛学巨匠遗留给当代中国佛教的一大思想主题。     

“进于礼乐”：孔子知人论世之则

正孔门弟子禀性各有差异,特长各有不同,成就各有分别。其大抵可区分为四大类,即所谓"孔门四科"。四科中各有其标志性人物,如"德行"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代表;"言语"以宰我、子贡为典型;"政事"以冉有、子路为首选;"文学"以子游、子夏为楷模。不过从"德行"居于"四科"之首的排序来看,"以德为先"、道德     

论儒家诗教原则的确立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教学、教材的角度认为《诗》不仅应当让人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让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但孔子这种强调诗的教育作用的思想被后世文人加以引申阐发,成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儒家诗教原则得以确立有一个过程,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代儒家文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为实现教育教化功能,中国历代文人探寻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并付诸于创作实践。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孔子学说要旨之一:宽容

<正> 近代最渊博的学者之一沈曾植说:“儒门澹薄,容不得豪杰。此宋时某师之言也,今日儒门一味刻急,吾恐天下豪杰,将有望望然去之之患也。”(《海日楼札丛》卷四)所谓儒门劾急,当是指宋明以后理学末流责人过苛,少宽宏之量。孔子却不如此。宽容正是他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王船山说:“敬’以严乎己也,‘宽’以恕乎物也。严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达情。《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宽’之见诸行事者也。”(《尚书引义》卷一)可谓道出孔门立教真谛。这正是本文所要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