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的伦理精神

20世纪的公共哲学认为,政府行政的最大目的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机关",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性质也在于提供服务.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行政改革,即从单纯的管理型行政向以满足公民和社会需求为宗旨的服务型行政转变.在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入世的特殊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其实质是政府重新定位自身,重新确立与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最终确立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精神,重建社会的行政伦理秩序.     

美国行政伦理研究视点的变迁——以《公共行政评论》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刊,反映出了行政伦理研究视点在20世纪的变迁.40-6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从改变公共行政学的价值中立预设开始,以行政责任为关注点,从行政伦理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研究,发展到关注行政组织、行政制度的伦理内容研究.70年代,以"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为研究焦点形成新公共行政学派.80年代,关注对"行政伦理"立法的反思,建构"公民主义"的研究进路.90年代,研究方法与研究立场逐渐多元化,研究视阈拓展.21世纪初,批判进路的行政伦理研究继续深化发展,学者也关注行政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政治主体的伦理向度与公共利益的达成

在构建"优良的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个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体现一种共同善的诉求.政治主体如何就"对人而言的善和共同体的利益"达成一个"共同的理解",自然成为考察政治主体伦理的一个有效向度.在现代民主政治情境下,无论是政治家和公共行政人员还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公民,需要把作为目的的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的规范价值和行为标准,从而使政治获得一种高贵的伦理品质.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伦理之善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对立的主仆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伦理层面,主张要承认自然的伦理尊严,摒弃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传统,实现人为天地立德,伦理之善的完成必须依赖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而,化解人与自然的道德冲突与疏离,这不仅需要满怀友爱大爱的生态道德情感,还需要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方式以及与之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这不仅是马克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终极伦理关怀,更是他们为人类构建的生态伦理的至善图景.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伦理基础

与以物质富裕、经济繁荣、秩序安全、个体自由、政治参与为价值观念的物质主义不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旨在于:在经济需求、物质安全得以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应更重视非物质性的生活目标,如自尊意识、满足感受、自我表达、个体发展、生活质量、环保观念、志愿服务,等等。这种强调自我表达、重视生活质量、倡导顾及未来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内含的伦理基础,是由整体伦理、责任伦理、风险伦理、消极伦理共同构成的。也就是说,后物质主义是人类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自觉形成的价值观念,它基于一种前瞻性的责任意识,关注现世人类活动无可预知的巨大风险,秉持不伤害与放弃的行为美德,顾及未来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整体利益。     

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是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内涵及意义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其伦理诉求是其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相较于西方旨在“公共领域之善”的社会改造诉求,传统中国公益慈善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构筑“伦理共同体”.     

论行政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行政伦理学既不是交叉学科也不是应用伦理学,它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行政伦理学的价值以及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在于是否能以经验研究的方式探讨公共行政中的伦理问题并为公共行政实践提供知识,为公共行政理论提供新观念.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论善行为的续生价值

善行为的效果和价值都具有二重性。善行为的效果可以分为本事效果和续生效果。善行为的价值也可以分为本事价值和续生价值。善行为的续生价值是随着道德行为而产生的精神价值 ,可按其影响社会的程度分为原生性价值、次生性价值、发散性价值和永恒性价值四种类型 ,进入永恒性价值的精神也就进入了不朽层次。善行为产生续生价值的基础是个体行为的连续性、个体行为的社会性和人类行为中物质利益关系与思想利益关系间价值的相互转换。行为的续生价值是伦理学界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指导道德实践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工程伦理生成的道德哲学分析

当今,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道德困境,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工程伦理在现实中常以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思考道德可能性,"何以有善"的贫弱现状下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善如何可能"赋予工程伦理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的道德哲学涵义,指出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价值关切。"善之必然"深刻关注我们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并关涉工程伦理的价值指向。"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善之必然",三者构成了工程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     

论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建构

行政人员是与公共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职业群体,其与普通社会公众最大的区别在于,作为行政人员必须坚持公共利益效忠优先原则,而社会公众依法追求自我利益是其行为的基本原则,这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价值标准的差异.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消极伦理及其当代形态

有关消极伦理与积极伦理的区分构成了当前伦理学探讨的一个话题。积极伦理主要是表明行为者应该做什么,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行为界限具有模糊性,同时积极伦理可能要求行动者花费应有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某种伦理行为。而消极伦理则通过道德禁令的形式呈现出一种边界清晰、定位准确、操作性强的道德规范以及对想要避免之后果的一种更为直接的路径。不论是传统的宗教教义,还是现代的道德理论,似乎都呈现出人们对消极伦理的偏爱超过了积极伦理。消极伦理在生态文明社会中表现为一种放弃之美德,这种美德的本质就体现在对那些过高的物质追求和经济繁荣的主动放弃上,而这种放弃的目的在于对未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和权利提供保障。     

公共行政正义的伦理学解读——读《公共行政正义研究》

公共行政正义既是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的核心价值要求,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尽管一些学者对这一问提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对行政正义或行政公正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和需要弥补的地方.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冬艳教授所著<公共行政正义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从义务论、目的论和德性论三个维度对"公共行政正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伦理学解读,有力地推进了公共行政正义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现意义的力作.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21世纪初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势下的阐释

21世纪初公共行政现代性追寻与道德化趋势的耦合,赋予了行政伦理建设更深厚的价值合理性基础.行政伦理的价值是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前者表现为效率价值与管理价值,它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束与管理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准则;后者表现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性质及其内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上.公共行政的目的性价值彰显,是公共行政摆脱现代性危机、进行合法性重建的实现方式.行政伦理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相互表征、相互澄明,并仰赖于特定的价值情境与机制.     

事实与价值的融合--公共行政伦理学探源

20世纪初,西方理论界出现科学化倾向,公共行政管理被归入科学的事实领域,伦理学则属于价值领域,两者被人为地分离;行政与伦理的结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从行政学产生之时起,行政管理的价值问题与伦理目标就成为学者们思考的一个焦点;20世纪70至80年代,行政与伦理真正开始融合,不仅出版了理论著作,而且在行政实践中接受了伦理规范.至此,公共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产生.     

试析行政选择中的伦理妥协及其思想渊源

行政伦理妥协 ,是行政主体处于善善同类性质的两难困境时进行道德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现实的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小的恶”、道德中立、道德缄默、伦理放逐等现象 ,只是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表现形态 ;而性恶论、功利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则对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现象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思想影响。本文的结论是 :为了防止行政伦理向恶妥协 ,必须构筑行政伦理底线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埃博拉疫情爆发和防控中的“道德两难”和伦理反思

<正>在西非地区爆发并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其预防与控制中也包含着复杂的伦理问题。本文拟从伦理的视角分析疫情爆发和防控中个体权利与公共善、程序正义与公共危机、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的"道德两难"问题,并寻求可能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