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行双运，显密贯通——能海法师之普贤信仰论

从能海法师的行迹、著述、蜀地信仰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能海法师与普贤信仰的关系,或有助于理解普贤信仰的流传情况及能海法师本人的信仰取向。能海法师由显教入密教,以普贤信仰沟通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毕生苦行实修,身体力行,圆满地体现了普贤菩萨的大行精神,堪为一代宗师。     

普贤延命菩萨考

普贤延命菩萨是密教中普贤菩萨的衍生形象之一。它具有延长个人寿命、祛除自然和人为灾难、升官发财甚至国泰民安等世俗性功效,故而广受信奉。本文在胪列有关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了普贤延命菩萨的源头、相貌,延命之修法;并特别指出,普贤延命菩萨的信仰目的、神灵本身乃至于具体修习方式,皆具有浓郁的民间信仰因素。这是首次全面考索该菩萨的成果,因而具有相当的创新性。     

五台山文殊信仰与华严初祖崇拜

本文试图通过对华严宗初祖杜顺与五台山关系的分析,揭示中古东亚佛教宗派建构史上的一种模式:圣境与圣僧———指那些被视为菩萨化现的高僧———的双重交互确认。杜顺在中唐以后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并于宋初被尊奉为华严宗初祖。本文首先考证了杜顺乃文殊化现这则传说的来源及其形成时间,进而追问这则传说产生的思想史背景,并得出以下结论:五台山在南北朝末期成为佛教圣山,并在唐高宗至代宗时代确立了其文殊菩萨道场的神圣地位,密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华严宗人希望借助五台山来抬高自身的地位。以澄观为代表的华严宗人凭借《华严经》之于五台山文殊道场的经证渊源,提高了文殊在华严义学体系中原本并不突出的地位,创立了文殊与普贤并重的三圣圆融观。同时,他们通过僧传等文字,编纂了早期华严传习者与五台山的历史渊源,其中的代表就是杜顺乃文殊化身的传说。于是,杜顺通过五台山获得了神圣地位,而五台山则通过杜顺被确立为华严宗的圣山。五台山文殊信仰与华严宗构建起了稳固的相互关联,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凉澄观的三圣圆融观

清凉澄观认为,《华严经》所说的毗卢那如来与普贤、文殊二大菩萨都是“托事表法”,其中毗卢遮那如来为果,普贤、文殊二菩萨表因。“相对明表”展示普贤、文殊所表法门的差异:文殊表示能信、解、智、普贤表示所信、行、相、理;“相融显圆”展示普贤、文殊二圣所表法门之间的圆融以及因果之间的圆融。经过澄观的发挥,佛教界确立了对“华严三圣”的信仰和崇拜。     

李通玄与日本华严思想——以李通玄对明惠的思想影响为例

李通玄对日本华严思想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日本镰仓时代华严思想家明惠的思想中。在《解脱门义》中,明惠基于李通玄的三圣圆融观、佛光观等,对华严宗的理论和实践做了重新阐释。明惠在继承李通玄思想的同时,结合日本佛教的特色,对李通玄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吸收了弥勒上生信仰和密教信仰的要素。明惠的华严思想最重要的特色是建立佛光观等观想的仪轨,将在中国展开的义理华严改造为仪轨华严。     

汉传佛教四大菩萨及其应化道场演变考述

菩萨信仰是中国大乘佛教的重要特色。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大菩萨信仰及其应化道场信仰,即四大名山信仰。早期大乘经中,多次提到了"四大菩萨",但皆非特指。中国四大菩萨信仰渊源于大乘经典,文殊信仰是最先兴起的菩萨信仰之一,在《华严经》等大乘经典的影响之下,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开始并重,不久,又融合观音菩萨而共同被称为"三大士"。文殊信仰兴起以后,其应化道场逐步确定于五台山,唐代时,五台山与普贤道场峨眉山并称"名山";明末,三大名山开始有了特指,即五台、峨眉和普陀;明末"三大名山"兴起之时,大约万历年间,"四大名山"也几乎同时出现;清初,"四大名山"开始流传,清代晚期,"四大名山"基本定型;民国时期,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组成的四大名山体系已深入民心,广为人知。从民国开始,弥勒菩萨有进入"五大菩萨信仰体系"的趋势。当前,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亦在逐步形成"五大名山信仰格局"。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时机意义与内涵要旨

以探索文殊菩萨信仰渊源为切入点,继而以近代印光法师鉴定重编之民国版《清凉山志》为蓝本,主要论述文殊菩萨垂迹应化五台山的时机意义,即文殊菩萨"现五台者,为应震旦之机,欲令归心有在耳"。强调"教启般若华严,行归禅宗净土"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内涵要旨,以期发扬光大之。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肖雨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中，位于诸菩萨的上首。他在释迦牟尼四十九年的弘法生涯中，始自华严，终于涅，凡是大乘法会，都有他参加。在协助释迦牟尼弘扬大乘佛教思想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是大乘空宗的奠基人，而且也是密教的祖师，为大乘佛教所崇奉...     

“三大士”造像思想探源

以观音、文殊、普贤为三大士的造像组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造像及思想的起源与背景。三大士造像,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激荡而形成的特殊造像与信仰体系,是中国佛教造像与菩萨信仰的一大变革与创新,也是汉地的佛教融合显、密元素所开展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信仰模式。     

《阿弥陀佛临终要》与临终迁旨研究

本文从文本和修法二个角度,对明代汉译藏传密教短篇仪轨《阿弥陀佛临终要》做了汉藏比较研究。《阿弥陀佛临终要》依《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说普贤十大行愿,述拔济众生脱离烦恼苦海,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思想。而其修法是典型的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本尊禅定的究竟定,故它是一部显密圆融的本尊修法。所谓“临终要”,则指它是一部指导行者临终修习“坡斡”,亦名“迁识”法的要门。笔者先对《阿弥陀佛临终要》与其相应的藏文本《无量光佛修习义》作细致的文本对勘,然后勾勒这个文本于西番传承的历史,进而对它所传的“临终瑜珈”修法,以及它与汉藏佛教中的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信仰的关系做一些基础性研究和解释。     

菩萨信仰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

由李利安等人撰写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系山东大学路遥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系列"(七卷)中的第四卷.全书近64万字,于2011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佛教四大菩萨与广大普通民众的信仰结合起来考察,既丰富了学界对精英文化型佛教以外的民众信仰型佛教的研究,也开阔了我们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认知思路. 中国佛教的主流是大乘佛教,大乘又称菩萨乘,以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为主旨.因此,菩萨成为中国佛教信众心里神圣又不失人情味的崇拜对象.在众多大菩萨中,最受追捧的是观音、地藏、文殊和普贤,他们分别代表大悲、大愿、大智和大行.特别是随着四大名山的形成,朝拜菩萨道场的信仰模式成为中国佛教信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之一.而民间信仰由于没有经典的捆缚、专职人员的限制和历史包袱的背负,而呈现出轻松活泼、简洁明快、功利通俗等特点,所以在历史的变迁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与正统的儒释道三教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佛教,在思想、礼仪、造像等各个方面滋养了民间信仰.而被民间信仰吸收和改造的佛教因子又大部分与四大菩萨有关,由此所形成的信仰形态也成为受众最多、普及面最广、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民间信仰现象.因此,将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并列起来考察,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现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具匠心的选题思路.     

试论唐五代的密教与社会生活

唐五代时密教发达,但是学者多关注的是精英的密教。本文从两方面入手,试图反映唐五代民众的密教信仰和密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况。认为密教一旦被民问接受,就不是政治的力量可以轻易能消除的,所以会昌灭佛对密教在中土流传的影响不会很大的。密教兴盛的原因,对内与其教义,对外与盛唐开放和中外交通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宗教的世俗化也是推进密教的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论华严三圣的关系

《论华严三圣的关系》一文,阐明了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理”和“智”的相契相融,以及普贤、文殊与毗卢舍那佛三圣之间的因果原理,即:佛为“理”和“智”圆融之果。这对于我们明确华严三圣之间的关系以及读《华严经》都有着根本性导向。     

《华严经》的构成和思想(续)

“入法界品”中的五十五处、五十三位智者: 一九八○年,在日本举办的东大寺展览中展出“华严五十五处画卷”。这是东大寺所藏的画本。内容是善财童子依次拜访智者求教的故事。画卷中图有智者,智者前面,善财童子合掌求教。画面上写有《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文字。那么,“入法界品”是讲什么的?它讲说“十地品”中菩萨修行阶段的十地。在“入法界品”中,名为善财的童子在大乘佛教修学过程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阶段修行,最后到普贤菩萨处。最后说: 善财童子能自行至普贤处,究竟诸大愿海,不久应当与一切佛等。到此,善财童子完成了最终的悟道。     

中国佛教直觉思维的历史演变[续]

（二）华严宗的法界三观 华严宗法藏、澄观等人也表现出对观法的重视,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观法的著作。从现存著作看,所论述的观法主要是法界三观、妄尽还源观、唯识观。普贤观、三圣圆融观、五蕴观、十二因缘观等,分别对宇宙、人生和佛菩萨提出了相应的观法。从各种观法的内容、关     

五台山与五台山图

众所周知,山西五台山是殊菩萨道场,以殊菩萨位于众菩萨之首,所以,唐代宗据不空三藏的建议,钦定殊菩萨居于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之右。因此说,殊道场五台山居于普贤道场峨眉山、观音道场普陀山、地藏道场九华山之右。     

析论菩提心是普贤行愿的实践依据——以《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为例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重点讲述了普贤行愿的实践项目,而华严祖师澄观与宗密所注疏的《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以下简称:《别行疏钞》)则依据华严圆教的义理,进一步阐发出普贤行愿蕴含     

2-8世纪中土密教的发展与文殊信仰

文殊信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对中国人的信仰具有重大影响。中土文殊信仰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密教对推动文殊信仰的传播和发展发挥着主力作用。2-8世纪密教在中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真言和瑜伽密教,而文殊信仰在中土则经历初传、兴起、兴盛以及中土化等四个阶段。密教与文殊信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密教借助文殊宣传本宗教义和壮大自身的同时,又对文殊信仰的传播和发展发挥着巨大地推动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殊信仰随着密教的发展而逐步在中土得以确立。     

文化转场:敦煌普贤变与佛经汉译

从两个研究平台的交错,我们渐渐地形成如下研究方法。第一,横向研究:敦煌与榆林窟普贤变比较,比如象牙数的变化、普贤形象的变化坐姿的变化、大象位置的变化等。第二,纵向研究:敦煌西夏壁画中的"普贤变"与唐代"普贤变"的区别,在构图框架、颜色,比如乘象普贤的出现与法华信仰的关系、《法华经》的翻译和乘象普贤的出现的时间差。第三,纵横向研究:敦煌壁画《法华经》与《华严经》普贤变比较,一个是区域性的普贤变比较,一个是不同经变普贤形象的比较。佛教艺术经变在敦煌壁画中的展现,可以为纵横向视野的文化转场研究提供生动的资料。我们关注的研究论题框架是:文本与艺术是如何转场的?艺术的特点与文本的特点是什么?时间上和内容上的相异性如何?     

华严典籍的早期传译

华严经典在华翻译发端于东汉,而后单品经与集成经并行、经与论并译。最初由西方来华僧人担任主译,精通梵语的汉人为其襄助,后逐渐形成官方译场。翻译的方法主要由"音译"转变为"意译"。华严典籍的早期翻译历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大乘佛教中菩萨信仰的逐渐兴起及其在判教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华严经典的早期翻译史是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史的典型,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