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僧装

佛教的服装文化同佛教的教义一样，传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及风情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由于流传的时间之久远，地域之广阔、民族之众多、及风俗民情的不同，地理气候的差异，使佛教服装在各个地区、民族形成各自不同的服装文化。因此，佛教僧人的服装无论从色彩、种类或形式差异等各个不同角度都体现出了佛教服装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一、佛教僧装的历史渊源从佛教僧人服装的历史渊源来看，佛教僧侣的服装，根据佛教的制度，仅限于三衣。如果依照佛典，僧侣最初只穿一件“粪扫衣”，…     

台湾宗教源流

五大宗教在台湾的传播与大陆关系密切，两岸宗教关系源远流长。现按各个宗教分别介绍如下。 一、佛教 台湾佛教源自大陆，主要来自福建。大陆（特别是福建）佛教与台湾佛教的往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随着移民热潮，往台湾定居的福建人中有许多是佛教徒，他们在台湾建寺并举行各种宗教活动；第二个阶段是清初至近代，当时许多僧人因在台湾受戒有困难，纷纷赴福建鼓山涌泉寺等大丛林受戒，许多闽地僧人也纷纷应邀赴台讲经弘法；第三阶段是台湾光复后的１９４５年到５０年代初，这一时期大陆的一批僧人入台定居，…     

南北朝至隋唐解经体例的演变与发展——以《观经》四家注疏为中心

南北朝至隋唐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随着佛典汉译的逐渐成熟,对佛典的传译、研习和阐释等活动也方兴未艾。僧众对教理的理解逐渐加深和佛教教义的弘传,讲习之风兴起,这促使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学派和僧人,围绕着佛性论、当常、现常等理论焦点问题展开讨论,诸学派间呈现出一种博弈消长的关系。中国佛教的解经体例在高僧们对佛典的注疏中逐渐形成并体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僧人们的解经体例大都遵循着各自学派的判教思想;另一方面,解经体例伴随着理论焦点的转移也有所改变,在继承原有解经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如《观经》四家注疏就体现了这种解经体例的演变,从"五要"→"五重玄义"→"六门要义"→"七门料简"。尤其这四家注疏的高僧又分别是地论学派净影慧远、三论宗吉藏、天台宗智顗与净土宗善导,四位高僧各自分属不同的学派系统和判教系统。通过研究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僧人中的解经方式,更能够深入地理解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解经模式的演变过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径路。     

敦煌道教试述

本文利用敦煌遗书中有关敦煌道教的文书，评述了唐代敦煌道教活动情况。全文分敦煌道教文书分类、敦煌道教的活动和敦煌道教之特点三部分，指出它既带有唐代道教的普遍性，又具有地域方面的特殊性，进而能在敦煌这一佛教兴盛之地得以生存发展。     

“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莫高窟七六窟八塔变图像的原型

宋初经由丝路敦煌的中印佛教往来、中印贝叶经及作为图像学范本的贝叶经插图的流通与《八塔变》图像样式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北宋初年包含密教义理的佛教在宋辽西夏的兴起,佛教经典如《八大灵塔名号经》的传译、往来中印之间汉梵僧人的求取或馈赠贝叶经的热潮,将插图丰富的新式贝叶经佛典《般若波罗蜜多经》引入中土,创造了莫高窟等地的八塔变图像,成为宋初的新经变。本文拟从讨论敦煌莫高窟76窟东壁《八塔变》壁画入手,探讨《八塔变》所据经典及其图像的东印度波罗艺术原型,从而管窥宋初中印文化交流之一斑。     

戒律、僧制、法令——魏晋时期的汉传佛教寺院内部制度

学术界对魏晋时期汉地僧团的管理模式,主要依据道安的《僧尼轨范》展开研究,实际在当时,包括慧远在内的一些僧人,都创制过僧团的内部管理制度。塚本善隆先生抄录的《敦煌写本某地方佛教教团规制》,为我们研究魏晋时期僧团的内部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此类文献,我们能了知魏晋时期的佛教内部管理,是建立在戒律基础上,汇通了中国固有的礼制要求和政府需求的管理模式。     

敦煌藏经洞封闭与北宋“舍利”供奉思想

对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迄今为止学界已提出多种学说,但都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近年来我国多处佛教考古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北宋初期无论皇家还是寺院僧人以及民众信徒,盛行着建塔修寺崇奉"舍利"之风。寺院间早年积累下来的佛经和佛像在不能丢弃的情况下,被当作"感应舍利"给予埋藏。其目的就是让这些佛法圣物得到永久的"安息"和保存,是一种护佛弘法、做功德的行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所致,大量的旧佛经被作为"舍利"予以封藏,绢画、刺绣、纸画、社会文书、法器等物则作为舍利供养物伴随封闭。这种行为的产生与北宋和敦煌地区的佛教发展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傣寨佛塔下的歌舞

佛教中有关舞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佛陀时期。佛教东传,舞蹈也一定传了过来,要不敦煌洞窟中怎么有那么多的舞蹈壁画呢?可惜汉族人不大喜欢用舞蹈表达感情,所以把佛教舞蹈都留在了墙上,在现实佛教仪式和佛教民俗中却少有舞蹈表现。所幸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却十分重视舞蹈,特别是南传佛教,几乎所有佛教节日舞蹈都是少不了的,不仅少不了,而且几乎男女老少官员百姓一齐上场,只是没有僧人参加,因为上座部佛教戒律禁止僧人歌舞。在云南傣族村寨里,佛教民俗舞蹈最常见的有“喊扎舞”和“戛秧舞”等,所使用的乐器主要是象脚鼓和铓锣。     

彩色波状纹佛光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研究

彩色波状纹是以汉译佛典为依据绘制成的一种佛光纹饰。该纹饰最早兴起于南北朝的陇右，盛行于唐至西夏时期的敦煌，流传于高昌回鹘时期的西域；其影响，近及青海，远播日本。彩色波状纹是中国内部以及中外之间文化交流的见证。其出现及流传体现了中国佛教艺术具有的优秀创造力和影响力，也表明中国佛教艺术正是在各民族、各地区的互动、交流中形成的。     

敦煌佛教文书的收藏与保护

<正>敦煌佛教文书是重要的宗教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研究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据。其收藏、保护和利用,有待于各方更加重视。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佛教文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其内容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由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和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等传入中国。安世高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三藏典籍56部62卷,其中多是小乘典籍,但亦不泛大乘经论,且还有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2部2卷。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文殊信仰的始传者。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信仰特点初探

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广泛地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本文利用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资料,通过对敦煌民众佛教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在佛教中国本土化、社会化、民间化的大环境下,敦煌佛教信仰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兼容性,且带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     

中国佛教协会关于僧人遗产处理问题的覆函

编者按自新时期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来,在“文革”中被迫还俗的部分僧人,因佛教事业恢复发展的需要和个人对信仰生活的要求,重新受戒回到寺院,有的甚至当上了寺院的执事或负责人。近几年也有一批离退休人员出家到寺院过宗教生活。上述老年僧人圆寂后,其俗家亲属到...     

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入门读物初探

通过对敦煌文献中一批具有佛教启蒙性质的文书的简单介绍,对其作出定义、归类,并指出它们的文献价值与地位以及研究的意义。     

河西回鹘之佛教

河西回鹘之佛教杜斗城杨富学９至１４世纪,河西回鹘的佛教及其文化相当发达,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及安西榆林窟中至今尚保留有他们重建、重绘的洞窟２０余所。敦煌、酒泉等地先后发现的回鹘文佛经,如《金光明经》、《阿含经》及净土诸经写本甚多。本文以这些回鹘文化...     

中国古代的定光佛信仰——兼论唐宋以来的民间"造佛运动"

唐末五代以至于宋,有不少僧人被视为定光佛在人间的“应身”或“化身”,甚至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有不同的僧人都被视为“定光佛”。民间社会广为崇奉,连朝廷也予以承认并赐加封号。这种“人间佛”的出现是佛教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隋唐以来民间持续的“造佛运动”的成果之一,是佛教进一步世俗化、民俗化的表现。     

试论中古纂集类佛典序跋

纂集旨在把具有关联性的文献资料加以汇集整理,是一种重要的文献生成方式,主要包括总集与别集.在中古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以及汉译、整理与编纂等佛典生成途径的多样化,佛典的数量不断得以积累,佛典的纂集应运而生,纂集类佛典序跋随之题写.中古纂集类佛典包括合经与法苑,中古纂集类佛典序跋也相应地包含合经类佛典序跋与法苑类佛典序...     

敦煌写卷所见受道教避谷食气思想影响的佛经

避谷食气为中国古来方士求仙养生之术 ,并且在西汉已极盛行。佛教传入后 ,也摄取了中土辟谷导引之术避谷导引。本文探讨了敦煌出土有关避谷食气方面的佛典 ,论述其受中土道教影响的情形。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中的观音图像与信仰研究

随着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8世纪后半叶至842年,河西、敦煌以及丝绸之路西域南道的部分地区先后为吐蕃人所统治。在这个战争频繁、多民族相互交流的特殊时期,救难拔苦的观音菩萨成为民众重要的精神寄托。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以及藏经洞出土的文书、绢纸画保存了这一时期多个民族的关于观音信仰的图像与文献。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读,我们可以厘清观音图像的前后传承、与西域、吐蕃在观音信仰上的交流、从吐蕃传入的新的菩萨样式几条线索,从而展示吐蕃统治时期观音信仰的状况。     

有限的个我与扩展的人生——由印光法师自号“常惭愧僧”引出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法师是民国佛教四大高僧之一,在汉传近现代佛教界影响巨大。印光自号"常惭愧僧",作为一个严守佛教戒律、严谨处世的出家僧人,作为一个被同时代僧俗四众视为大师的出家僧人,他何以深刻地有感"常惭愧"?何以自号"常惭愧僧"?其中的微言大义何在?本文依据有关佛典,印光和虚云、弘一等的修持与思想,对此予以诠释,就众生要面对生死大问题的共性,发掘其中终极关怀的意蕴,一窥印光思想在中国净土宗历史上特有的继往开来之价值与意义。